全球价值链的权力从双向关系转向机构化的原因是什么？

引言

全球价值链的权力从双向关系转向机构化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全球价值链外部的参与者之间也相互影响，利用示范权力建立制度权力，最终对价值链内部的企业施加直接权力。这是个在众多参与者之间缓慢进化的变化过程。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的多利益相关方倡议(MSIs)，以传播和制定轻工业的劳工标准。

全球劳工标准

美国的公平劳工协会(FLA)和工人权利联盟(WRC)是该倡议的关键成员，负责对工厂进行监督和审计，并寻求强制执行劳工标准。尽管这两大组织最终发展成制度权力，但它们是从机构权力、示范权力和制度权力的复杂混合体演变而来的。

在妇女地位正式确立之前，全球劳工标准是通过在一般人口中提高意识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包括消费者团体、宗教组织、大学和学生团体、人权团体和劳工组织，包括工会）松散联系的社区来促进的。

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们共同提高了消费者对轻工业，特别是服装业工作条件的意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这些松散的组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越来越有组织的社会运动，行使着机构性的权力。

示范权力在这些松散联盟的制度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国际劳工组织由于缺乏执行机制（甚至无法使成员国批准其公约）而受到批评，但不可忽视它发挥的示范作用。因为它制定了全球标准，并在成员国框架内提供培训班、信息和论坛。

非政府组织在制定自己的目标和架构时，经常会适当采用这些标准和框架。尽管这类社会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就存在，但是在1995年和1996年国际主流媒体揭露纺织工厂的恶劣工作条件后，在美国突然变得异常活跃。报道指出这些工厂实则为Nike、Gap、H&M等国际自有品牌服装的代加工厂。

受到媒体报道以及社会团体压力下，美国克林顿政府在1996年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把全球服装和体育用品采购商和一些主要的非政府组织聚集在一起，组成“服装业伙伴关系组织”(AIP)行使制度权力。

尽管服装业伙伴关系组织在主要工会和非政府组织撤回支持后逐步解散，但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谈判依旧持续了三年。

之后在美国政府推动下，成立了称之为“公平劳工协会”(FLA)的非政府组织。在此过程中，政府使用了更具强制性的权力形式。一方面，政府以全球买家进行监管为威胁，迫使他们回到谈判桌。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为FLA的建立和运行提供赠款。

公平劳工协会的权利

FLA的权力基础是该组织能够向工厂提供有效的建设资源，如技术援助、联合解决问题和行业最佳做法信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更严格的劳动标准，无形中提高了供应商的能力并促使其进行技术升级。

全球化时期手机产业的发展极其迅速，以功能手机和智能手机为特征的两大截然不同的时期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深远。

功能手机的时代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消费者手机的大众市场随着这更小手机出现、手机价格下降以及网络基础设施不断扩大而迅猛扩张。当时全球价值链中的议价权力主要集中在一些在电信行业长期存在的主导手机公司，其中最突出的要属诺基亚（芬兰）、摩托罗拉（美国）、爱立信（瑞典）和西门子（德国）。

2007年，这四家公司总共占据了手机市场60%的份额。到2010年，虽然新的参与者三星和LG（韩国）的市场份额也达到20%，但手机行业总体结构相对稳定。

虽然手机最初的功能主要用于接听电话，但随着它们积累了额外的功能，逐渐从简单的联系人列表通话升级到日益复杂的游戏、音频和视频播放、电子邮件、摄像头，甚至可以在移动互联网上访问简化的网站，因此被称为“功能手机”。

与更广泛的电子行业一样，产品设计和供应链的高度模块化意味着，主导企业在设计手机时可以从外部供应商采购各种零部件。就像在个人电脑（PC）行业，英特尔中央处理器(CPU)芯片成为在最终产品的市场份额中的“霸主”一样。

移动手机行业的主导企业则主要依靠像高通和德州仪器这类供应商，提供的‘调制解调器芯片组’大量源自技术能力的议价权力，来完成将手机连接到兼容网络的复杂任务。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功能手机的时代，每个手机型号的综合系统设计通常是在内部进行的，手机制造商的主导企业尚能够保留议价权力。

然而，随着功能的难度系数不断增加，集成它们成为一个愈发费力和昂贵的过程，无形中增加了失败的风险。于是，当一些科技公司联合开发出支持运行特性应用程序的共享操作系统时，过去在手机行业的主导企业的议价权被很大程度的削弱。

手机行业中的权力关系

手机行业中智能手机阶段的一些权力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2007年1月苹果公司推出了iPhone系列产品时，这是一种基于苹果操作系统iOS的移动版本的新型无键手机。与基于Mac和windows的个人电脑一样，iPhone实质上是一个运行苹果提供的和第三方应用程序的平台，可以通过苹果的应用商店在线获得。

苹果公司成功通过平台生态系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内容提供商和应用程序开发者。一个经典的网络效应，提高了iPhone对新用户的实用性和吸引力。

手机内置的应用程序包括一个移动版的苹果Safari互联网浏览器，它能做到的不仅仅是允许用户链接网站，还可以和谷歌地图和YouTube移动视频播放器进行互动。在2007年面世后，销售量就突破140万台，2015年更是达到2.31亿台之多。

巨大的销售增长和专有的生态系统使得苹果公司能够将手机价格维持在较高的水准，并且在2015年占据了智能手机行业利润的94%。

考虑到苹果强大的购买力，议价权力在这里仍然很重要。苹果公司在与生态系统供应商的议价过程中也发挥着双向控制的作用，这些供应商的产品必须符合苹果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规范，才能在App Store上架。

虽然苹果公司的平台提供了一个机构权力的舞台，但因为第三方的加入同样增加了平台的价值。因此，拥有庞大消费群体的第三方软件公司同样可以行使议价权对苹果公司形成相应的约束。

同样是互联网巨头的谷歌在iPhone的iOS上市后，推出了安卓(Android)操作系统。尽管运行Android的手机拥有与iPhone类似的功能，包括围绕GooglePlay商店为中心的平台生态系统，提供众多应用程序和内容，但与苹果的路线不同的是，谷歌向手机制造商免费提供安卓系统，其战略是将手机用户推向自己公司主导地位的互联网，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广告收入。

由于安卓操作系统封装了许多以前由手机制造商执行的集成功能，市面上的手机厂商的核心系统集成能力和议价权力能力被逐渐蚕食，而且大多数在短短几年内就被市场淘汰。

这无疑为众多提供安卓兼容手机的竞争对手打开了市场大门，低价推动的销量远远超过了iPhone。2013年，安卓智能手机的销量达到7.61亿部，市场份额稳定在80%左右。2016年，安卓智能手机的销量依旧在以每年175%的平均速度增长。

2017年5月，谷歌报告显示，运行安卓系统的设备每月活跃用户达到20亿。虽然安卓平台的生态系统具有iPhone生态系统的许多特性，但一个关键的区别在于它是一种开源操作系统“Linux”的专有发行版和相关代码可以通过其基金会在线免费获得。

该基金会拥有一个活跃的软件开发者社区，不仅会对Linux进行持续改进，而且能并为使用Linux软件的工程师提供在线技术支持。尽管许多软件工程师最初的动机是削弱微软在PC操作系统上近乎垄断的议价权力，但Linux在PC领域的渗透率并不高。

与此同时，Red Hat、Canonical和SUSE等公司通过销售Linux的专有发行版，以及为使用Linux的大公司提供支持，以便在其产品中使用Linux并运行其IT系统，从而开发出盈利性的商业模式。

像安卓一样，这些平台在创造了临近的平台生态系统的同时，反过来也支持了大量的第三方开发者。他们出现在机构权力之中，是因为它们的平台是建立在Linux的“内核”之上的，并与Linux开源社区正在进行的开发紧密相连。

然而，它们主要作为专有的封闭平台发挥作用，因为它们对第三方参与的边界和规则都有明确界定和监督，因此可以看到它们在机构权力的舞台上重新出现。

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移动通信行业从功能手机转向智能手机，我们观察到移动通信全球价值链的权力从双向关系转向机构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机构权力的共同选择，因为Linux的专有发行版（如Android）通过建立封闭的平台而进入到到机构领域。平台模式的示范权力也非常强大，尤其是iOS和Android的成功案例，这反过来又促进了一系列基于下游平台的移动生态系统的创建，如Uber、AirBnB和微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