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战犯管理所，一首长做“脱裤子割尾巴”报告，国军将领不干了

国民党军挑起了内战，但最终的胜利者是我党。

当时南京政府赖以生存的800万军队，最后都将不复存在，而这帮军事集团的代表人物去哪儿了呢？

他们都要经过了劳动及思想改造，北京有功德林，重庆有管理所。

三大战役，被俘的国军将领及高级指挥将领一大堆，原来一直关押在全国各地，到了1950年陆续的都集中在了北京的功德林。

这里除了关押战俘，还传授他们技艺，方便他们出狱之后更好的投入社会，起码有手艺养家糊口，也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劳动改造机关。

今天要说的事就是当初在重庆的战俘营时的一个趣事。

当时开大会，有一位我党首长为了积极改造战俘的思想，所以宣读了毛主席在1937年提出的实践论。

里面就有一条，脱裤子，割尾巴，没想当时这位首长口音比较重，把尾巴的尾说成了（鸡）；导致底下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还以为不仅要把他们思想改造，还要给他们净身，把他们吓得够呛的。

等误会解开了之后，他们才松下了一口气。

其实当时的战俘营，虽然表面上看是监狱，其实内部管理并没有那么的严格。

因为我党不指望从这帮将领身上套出什么情报。

跟当时国民党设的渣滓洞，白公馆性质完全不同。

平时牢门不锁，除了不能走出监狱大门之外，真可谓的是宽松管理，为了就是让战俘尽量放松心情来接受改造。

“脱裤子，割尾巴”其实是伟大领袖在《实践论》（1937）中提出，人类的认识运动在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之后，还不是认识的终结，其终极目标是达到对世界的改造。

战犯管理所的生活

1949年，在人民革命的洪流冲击下，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崩溃了。

许多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大大小小的战争罪犯，先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

如何处置这些战犯，一时成为世人瞩目的问题。

过去，人们一提起监狱，马上会联想起高墙、电网、镣铐、铁窗……在长期的国民党统治岁月里，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残酷镇压，使许多人认为：战犯进了监狱，不死也得扒层皮。

每个战犯当时尽管尚不认识自己的罪行，对于这一点也是确信不疑的。

然而，谁也未曾想到，厄运始终未曾来临，他们的改造生活，竟是那样的丰富多彩，带来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共产党并没有用国民党监狱对待被捕的共产党人的方法来“还治其人之身”。

十年、二十年之后，他们竟一个个以崭新的精神面貌陆续走出了战犯管理所。

从一个战争罪犯成为一名新中国的公民，从一个民族罪人成为管理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何等惊人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对战犯的改造政策，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惊叹和好奇。

共产党到底用什么方法使这些战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呢？

他们在战犯管理所到底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没有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被繁重的劳动压弯了脊梁？

他们长期与世隔绝，不能会见自己的亲属，日坐愁城，形影相吊，何以卒岁？

共产党为什么要这样做，又做得这样耐心、细致……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其实可从功德林里找到实际的答案。

原来，一切都是那么意外，又是那么合情合理，令人信服、掩卷沉思。

功德林

功德林本是北京德胜门外的一个寺庙，民国时，被改建成了监狱。

这座监狱是以效法日本改良司法的名目修建的，所以监狱的构造取型于日本（日本的监狱又是以德国为模式的）。

在监狱的大门口，守卫线以内，竖有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十三行碑记，记叙着建造这座监狱的经过。

民国四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司法总长罗文干才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建造。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模范监狱。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功德林就直属于国家公安部的管辖范畴之内，当时被称作北京战犯管理处，而当时的管理处处长就是姚科长，他曾是漳河训练班的。

功德林的占地面积很大，足有近百亩，周围有高大的围墙，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很大的院子。

大门进去就是一个广场，广场中间部分原来有一个绞刑架，但均已拆除，现在只剩一个放木桩子的深坑。

南面的有三栋房子，前面两栋是2层楼，第3栋是平房，但平房里面装饰比较规整，里面不仅有沙发，还有地毯。

3栋楼之间还有两个花园，并且靠后的那个花园里面种植的全部都是梅花。

大家也知道这梅花开放时，树叶淡绿，花瓣儿又成粉红色，那是文人墨客经常用来吟诗作对的花朵，可以说是甚是雅静。

大门东边就是排成排的平房。

监狱的中心是电光形的八条胡同。

胡同的交叉口，是一座高达几十米的八角楼，一个哨兵站在楼上，便可看见各条胡同的情形。八角楼脚，又有几个小八角楼，小八角楼的大门，正对着胡同，每个胡同都有一个铁栅。

再往后走还有一个南北对立而坐的平房，平房之间，甚至还有一个小型的运动场。

后院还有20多亩地，其中还有一口井。

院子里面到处都是梧桐，环境是相当的好，把它称之为农家乐都不为过。

“邱老虎”

国民党军第206师师长邱行湘，外号“邱老虎”，也来到了功德林。

邱行湘刚刚走到光线暗淡的八角楼下，他就神色不对了。

作为曾经的师长，自己也曾在黄埔待过，但在黄埔那里看的是山清水秀，听的是鸟语花香。

功德林这里面也算是别有一番情调。

他当然也不在意这个，他主要是在意共产党的岗哨，因为岗哨很远，原本是从设在村口，而后又从村口再往后退。

邱行湘的意识还停留在过去，基本上把老百姓的村庄与共产党的监狱的概念划上了等号。

现在陡然出现在他面前的，是高高的围墙、重重的铁栅、深深的胡同……

是的，邱行湘在这里怕得有理。

因为他深知曾经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恶行。

他感觉胡同里面有血腥的味道，而梅花底下也有曾经共产党员的尸体。

段其瑞在位时，对共产党人实施的绞刑，而蒋介石更狠，直接对共产党是大规模的屠杀。

旧中国，臭军阀已经将人类的文明进行了大规模的退化，而他们身上原始的野蛮本能却展现的淋漓尽致。

功德林胡同里面的气氛，已经阴森到这种程度：一个不是犯人的人，如果在这里连住几天，这个人会在一瞬间惊恐地扪心自问：你究竟是不是犯人？

这种气氛对于真正的犯人邱行湘来说，自然是倍觉胆战心惊了。

“心惊胆寒”

他不能不思索共产党带他进功德林的理由，倘若他认为共产党是不无道理的话，他就自认晦气了。

思索的目标并不难找——他几乎是带有预感性地想起，去年年底，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办战争罪犯的命令，宣布凡国民党军官及国民党党部、政府各级官吏命令其部属实行屠杀人民、施放毒气、破坏建筑、毁坏物资等罪恶行为者，皆以战犯论罪。

今年年初，中共发言人又发表了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国民党战犯的声明。

邱行湘心里明白，他的身份就是战犯。

那么，共产党如何惩办国民党战犯呢？

他的历史知识告诉他，在旧时代的政治斗争中，胜利者是不会轻易地饶恕一个敌人的，政治永远比军事更残酷，更漫长。

他感到他过去估计中应受到的惩戒，有可能是将要承受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

他这样想时，除了诅咒自己的命运以外，丝毫找不到诅咒共产党的理由。

他倒是想通了：改朝换代就是这么一回事，一些人走运，一些人倒霉。

若是国民党军事得势，就会像曾经得势时的所作所为一样，蒋介石会“宁错杀，不放过”。现在，邱行湘垂着头，慢慢走进小八角楼。

他望着楼台前的柏树，心里顿生一丝脱俗之情：

这功德林不正是一座佛家庙宇么，母亲不正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么，他但愿在这里每日举目梵宫僧寮，每时满耳木鱼清磬，虽不能像孙传芳部下们那样重振人生，能像孙传芳晚年在天津紫竹林当隐士那样心身两净，亦得聊以自慰了。

邱行湘站在胡同入口，抬头望了望上方——他不知道这里的胡同，过去曾按照“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依次编名，他只看见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块脸盆大小的圆形黑底白字木牌，分别挂在胡同大门上方的灰色墙壁上。

是的，这座为北洋军阀所建造的第二模范监狱，现在正为人民政府第一次利用。

在那八角楼下的胡同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戊字胡同内，邱行湘大胆地进行了一次试探

胡同两壁的中间，是一个三角形的地带。

从下朝上看，可以看见天空的一角；从上朝下看，可以看见土地的一块——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正是从改造这里开始，改造着一个龌龊的世界。

就在北京的街头还充塞着破烂的旧式茅厕的时候，这里的卫生设备已经达到现代化的程度。新建了洗澡间（有盆塘、有淋浴）、洗衣间、公共厕所（有抽水马桶）。

牢房里上有天花板，下有水泥地，中间安了窗。

由于人们都可以理解的缘故，这里的窗户安的不是玻璃，而是高丽纸。

这种高丽纸用桐油浸过，既透明又挡风。

房内靠壁处安有床铺，分单铺和通铺，都是木板搭成的，有一尺多高。

铺上垫着褥子，褥子之上是床单，被子和枕头都是新制的。

并且这里的每一间屋子都配有一张饭桌，饭桌底下还有几张小木凳。

以至于以后不少战犯都称之为功德林为家。

“家”意味着温馨、亲切、温暖和归宿。

可享，那里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监狱气息，反倒是一个让他们进行社会实践的地方。

要是人们稍稍留意一下时事，就不能不惊叹中国共产党的更为细腻的匠心。

就在功德林的高墙内已见缕缕阳光的同时，高墙外又洒下阵阵春雨。

总论

1959年10月间，功德林里的战犯还是继续的学习，尔后学习之后再做一些简单的劳动，晚上的时候，通过学习，劳动写一些心得体会。

但等到12月4号这一天，这天就比较特殊，忽然通知全体把衣服穿戴整齐后，所有人到礼堂集合。

他们整队进入会场时，才知道原来今天是特赦的日子。

当时，他们的心情很激动，既高兴又紧张，因为谁也不知道是全部特赦，还是部分特赦。

10点整，特赦大会正式开始。

领导讲话后，开始宣布特赦名单。

第一批特赦的共有十人，有：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陈长捷、郑庭笈、邱行湘、卢浚泉、杨伯涛、周振强、宋希濂。

特赦大会之后，他们回到驻地，马上换上了政府发给他们的新衣服，整顿行装。

北京市民政局的王局长亲自来接他们，用车一直把他们送到了市区的旅馆。

这样，他们遂告别了功德林，从战犯管理所走上了新社会。

1975年3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宣布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二百九十三名。

这一庄严的决定公诸于世之后，关押在各地战犯管理所的战争罪犯，无不激动万分、热泪横流。

战犯的亲属们，更是欢欣鼓舞。

消息不胫而走，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与反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被收押在各地战犯管理所的国民党战争罪犯们：

有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地区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有的是国民党的省市党部的主任委员、书记长、委员，有的是国民党政府的省主席、厅长、行政督察专员，有的是蒋介石反共急先锋三青团、中统、军统、宪兵等特务机关的头目和各地区负责人。

按他们的罪行来说，有的在战场上施放过毒气、杀害过俘虏；有的主持和参与策划过大逮捕、大屠杀、大破坏，活埋过红军及其家属；有的制造过历次反共的事件和惨案。

总之，都是罪大恶极、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顽固分子。

特赦之日，当记者采访他们，问起他们的感想之时，都无不感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他们有的说：“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

有的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把我改造成为新人的恩情。我以能够成为新中国的一个公民而感到最大的幸福。”

一个个凶残成性，坚决反共反人民的战犯，是如何转变为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新人的呢？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同时也是人民政府长期以来忠实地执行这一政策而辛勤工作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