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如果联手对中国发难，解放军如何破敌？

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而美日同盟是二战之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战略核心。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几乎每一届美国政府都会强调所谓日美安保体制是“保护美国在东亚国家利益的基石”。

临战前，美国应该会调集西太平洋的所有海空力量，包括但不限于第七舰队、第三舰队、太平洋战区空军司令部等。日本方面应该会派出海上自卫队与空中自卫队的大部分兵力参战。

自美国政府提出“新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就已经将超过半数的海外驻军派到了亚太地区。作为美国海军西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太平洋舰队下辖的第七舰队大约拥有50至60艘军舰、350架战机。

主要作战舰艇包括“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3至4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18至20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5至6艘“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以及“圣安东尼奥”级船坞运输舰、“美利坚”级两栖攻击舰等5艘左右的两栖作战舰艇。

如果局势紧张，美方很可能还会抽调第三舰队进行支援，甚至不排除将第12航母打击群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紧急调往亚太的可能性。

如此一来，经过加强的第七舰队将成为一支拥有3至4艘核动力航母，40艘以上大型水面舰艇和若干核潜艇的超大型海上作战力量。

此外，与美军协同作战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其主力舰艇包括4艘直升机航母，36艘驱逐舰，6艘导弹护卫舰，21艘常规潜艇等。

总体来看，有“第七舰队反潜分队”之称的日本海自反潜、反水雷，以及防空、反导能力较为突出，反舰能力较为平庸，几乎不具备对地攻击能力。

至于外界津津乐道的“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在缺乏预警机与电子战飞机的情况下，实际战斗力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更何况其搭载的日本自产型F-35B要到2024年才能形成有效战斗力。

因此，日本海自在这场对决中也就是给美军打打下手，承担一部分反潜、反水雷与防空任务。

在这支美日联合舰队中，对我方有较大威胁的有“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尼米茨”级核动力航母，以及“洛杉矶”级、“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

装备有“宙斯盾”作战系统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是目前全球最强大的防空驱逐舰之一，总建造数量约为75艘。

如果太平洋舰队精锐尽出的话，大约能一次性集中40艘左右的该舰，这一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国海军目前拥有的全部32艘“盾舰”。

考虑到中国海军052C等早期“盾舰”存在系统不稳定，垂发数量过少等瑕疵，即便算上3艘已经服役的“全球第一防空驱逐舰”055型，中国海军在舰队区域防空方面依然处于下风。

而2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4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凭借共计约640单元左右的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完全可以抵御一般规模的饱和攻击。

如果说“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属于带刀护卫的话，那么“尼米茨”级航母就是美日联合舰队的真正核心了。

美国现役的超级航母无论是“尼米茨”级，还是“福特”级都具有吨位大，载机多，持续作战能力强的特点。美军的航母舰载机可以凭借不同的武器搭配，执行多种作战任务。

而在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便是F/A -18E/F+AGM -158C与F35C+JSM+JSOW-ER两大组合了。

AGM-158是美国空军装备的空射型隐身巡航导弹，主要包括JASSM（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 ）和LRASM（远程反舰导弹）两大系列，AGM-158C就是其中的远程反舰型。

F/A -18E/F挂载的AGM-158C采用惯导、中段双向数据链修正、末端GPS/红外成像等复合制导方式，主要用于打击敌方指挥与控制系统、通信设施、地面防空系统等高价值目标。

F35C挂载的JSM“联合打击导弹”与AGM-154C JSOW-ER增程型“联合防区武器”同样不可小觑。其中，JSM的射程可达555千米，超过了当今绝大多数防空导弹的射程。

而更便宜的JSOW-ER导弹配备了比JSM威力更大的战斗部，一架F35C可在弹仓内挂载两枚JSOW-ER导弹。

美军的航母在混合部署3个中队34架F/A－18E/F和1个中队10架F -35C的情况下，一次出动可发射136枚各型巡航/反舰导弹进行远程反舰作战，理论上足以摧毁或重创一个航母战斗群。

除水面舰艇外，全核动力的美国潜艇部队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水下力量，其装备的“洛杉矶”级、“弗吉尼亚”级等攻击核潜艇在性能与数量方面远超解放军现役核潜艇。

而与之配合作战的日本海自潜艇部队也具有相当的实力。新近服役的“大鲸”级潜艇是全球首个配备“锂电池+柴油机”动力组合的常规潜艇，水下隐蔽性较其它常规潜艇有了大幅度提升。

总体而言，美日联军的水下力量要比中国海军强出不少。在美日高性能潜艇的联合围堵下，给解放军潜艇部队施展拳脚的空间并不大。

在反潜方面，解放军虽然也在努力发展自己的反潜体系，但诸如“空潜200”这样的反潜机数量较少，相关经验也不够丰富，在战时很难有效压制对方的水下力量。

反观对手，反潜恰恰是美日两国的强项。先撇开美国不说，仅仅是日本海自就装备了110架各个型号的P-3反潜巡逻机以及若干自研的P-1反潜巡逻机。

后者配备有世界上第一部实用性3面AESA机载火控雷达，某些性能比美国的P-8A反潜巡逻机还要先进。 与美日联军超强的海上力量相比，其空中优势并没有那么大。

美国空军在亚太地区的空中力量由太平洋战区空军司令部（PACAF）负责指挥，主要装备的机型包括F-22、F--16C/D、F-16CJ/DJ、B-52H、F-15C/D、A-10、E-3B/C、KC-135R等，总计约320架。

如有必要，位于美国本土的其它作战单位也会前来驰援。

美国空军承担制空任务的主力当属F-22战斗机。作为全球首款第四代战斗机，F-22将隐身技术、超音速巡航能力与超机动能力集于一身，其综合性能是毋庸置疑的。

由于中国空军拥有了可以与之匹敌的歼-20，机体日趋老化的F-22在中国空军面前并无多少优势可言。

美国空军的另一款四代机F-35主要定位是对地攻击与防空压制，空战并不是其强项。不过，该机具备了极强的态势感知能力，可以通过数据链进行多机协同作战。考虑到该机极为可观的装备数量，依然是一个绝不可低估的对手。

美国空军的远程对陆，对海打击主要由B-52H、B-1B、B-2老中青三代轰炸机负责，三者均可发射AGM-154、AGM-158等巡航导弹，但B-2目前尚缺乏发射的AGM-158C远程反舰型号的能力。

美国空军除了上述作战飞机外，还有大量负责预警、指挥、监视、情报搜集与战场管理的飞机（E-3B/C、E-8、E-10A等），以及用来破坏敌方传感器和通信设备，实施心理战的飞机（EC-130、EC-37B等）。

上述这些飞机虽然不太起眼，但在战场上的重要性堪比那些冲杀在前的战斗机、轰炸机，是任何现代化军队都不可或缺的战力倍增器。

作为美国空军的帮手，日本空自的综合实力则要逊色不少。由于F-15J/DJ 尚未完成升级，目前日本空自能与中国空军一战的其实只有区区20架左右的F-35A。

虽然从长远来看，日本将成为除美国外，全球最大的F-35用户（147架），但其目前所装备的该机数量十分有限。

顺便提一句，日方的航空反舰任务主要由空自的F-2A负责，该机搭载的ASM-1与ASM-2反舰导弹性能一般，对我军威胁有限，但最新型的ASM-3反舰导弹由于具备超音速掠海飞行能力拦截难度较大。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在远海，双方都摆开堂堂之阵进行对攻，当下任何一支海空力量都不是这支美日联军的对手。那么，面对美日联军的来袭，中国方面会如何应对呢？

经过多年的建设，中国海空军已经构建起了一套多层次，全方位的海上作战体系，具备了一定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

对于解放军而言，能否让己方的指挥通信系统不受干扰，能否抗住对手多波次，立体化的远程巡航导弹打击，确保己方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发射车安全（至少要撑到导弹发射为止）是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

在现代条件下，决定军事行动胜负的关键是ISR（情报、监视、侦察）能力。高效的战场情报胜于单纯的火力已是各国军界的共识，同时也在近年的历次局部战争中一再得到印证。

目前，我国已经拥有了“前哨”系列预警卫星、“尖兵”系列侦查卫星、P波段战略预警雷达、空警-2000与空警-500预警机、“无侦-7”“无侦-8”等一系列远程探测装备，形成了海陆空天立体化预警、侦查体系。

我们都知道，美军的战斗力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其一体化的联合作战指挥信息系统。

美军凭借强大的“网络中心战” 能力，可使前线部队通过信息网络达成对时间敏感目标实时打击的决策、执行与监控，大大缩短了OODA（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循环周期。

比如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军就采用了LINK-16等数据链技术，将MQ-1 “捕食者”无人机、RQ-4“全球鹰”无人机、RC-135V/W电子侦察机、U-2高空侦察机、E-8“联合星”战场联合监视机等单位联系起来，实现了战场信息的互通与共享。

此外，美军在太空中还拥有大量如KH-12“锁眼”、“大鸟”这样的侦察卫星，新近出现的“星链”卫星群也将大大提升美军战时的预警与精确打击能力。

不难想象，一旦战端开启，美日联军必将对中国的卫星、侦察机、潜艇部队进行压制，使其无法确定美国航母战斗群的位置。

而我方也会对接近中国领空与领海的敌方预警机、电子战飞机、侦察机进行驱逐、干扰甚至击落，并用网络战的手段摧毁美军赖以生存的指挥协调系统，使其陷入“战争迷雾”。

届时，双方的运-8G、运-9G、歼-15D、歼-16D、E/A-18G、EC-130、EC-37B、RC-2等电子战飞机将会频频穿梭于战场之上，一场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电磁攻防大战就此上演。

从双方实力对比来看，美日联军在装备数量，装备性能，相关经验方面还是要强出一筹。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有必要进一步提升指挥通信系统中的冗余度与鲁棒性，不断增强打“逆风仗”的能力，做好各种预案。要做到即便指挥中枢陷入瘫痪，部队也不能陷入慌乱而丧失战斗力。

在海上防御方面，我国目前的水上与水下作战舰艇主要有052C/052D、055型驱逐舰，“辽宁”号与“山东”号航母，093系列攻击型潜艇等。其中，满载排水量超过1万吨的055型驱逐舰堪称是中国海军的防空中坚。

该舰采用了可容纳4个不同波段相控阵雷达的一体化桅杆技术，并拥有112个口径为850毫米，且具备一坑四弹能力的垂直发射单元，主要武器包括“红旗9B”与“海红旗16”防空导弹、“鹰击18”反舰导弹、“鱼-8A”反潜导弹等。

战争打响后，我海军舰艇编队会在岸基火力的掩护下进行前出，在近海建立起一个多层次的警戒防空圈，迫使美日联军在西太平洋中部区域提前展开，使其无法对我国沿海军事目标实施战役突袭。

此外，我军还可以凭借航母舰载机，尤其是舰载预警机对美国航母实施持续跟踪，更好地引导反舰弹道导弹实施打击。

由于中国现役航母在综合作战能力方面还无法与美国的超级航母相抗衡，单纯的航母PK中国将很难取得上风。

因此对敌方大型水面舰艇的打击主要还是依赖于火箭军的反舰弹道导弹、远程巡航导弹，以及陆基航空兵的空射反舰武器。我方最大危险还是来自于敌方海量的巡航导弹。

美军目前装备的各种远程巡航导弹如JSOW-ER、JASSM、LRASM具有射程大、突防能力强、打击精度高等特点，能否对其拦截成功主要取决于防御一方的对空探测能力。

中国海军052C、052D型驱逐舰上的517米波雷达与052DL型驱逐舰上的517B米波雷达配合346系列“海之星”相控阵雷达，可以对隐身目标进行有效探测和锁定。

不过，当美军一次性出动20架左右的B-52H或B-1B，同时发射约400-600枚巡航/反舰导弹进行饱和攻击时，我方也会难以招架，从而陷入被动。

在岸基防御方面，我军的主战装备包括鹰击-62与鹰击-12B岸舰导弹、“长剑10/20”与“长剑100”超音速巡航导弹、S300/400与红旗-9/16/22防空导弹，海航歼-11BH、歼-10AH、歼轰-7A等战机；

空军歼-20、歼-16、歼-10C、苏-35、轰-6等战机，形成了海军航空兵、空军航空兵、岸舰导弹、地面防空等攻防一体的综合作战体系。

承担制空任务的歼-20是除F-22、F-35之外，全球第三款第四代战斗机。从性能来看，该机与F-22各有优劣，后者在发动机等分系统方面有一定优势，前者在机动性、航程、改装潜力与总体设计方面稍强一些。

在今年3月与美军F-35的不期而遇中，歼-20与空警-500 的精妙配合给美方留下了深刻印象。

除战斗机外，目前主要承担我军对地与对舰打击任务的是轰-6家族的大改型号——轰-6K远程轰炸机。“六爷”的各种梗虽然已经被国内军迷玩烂了，但不可否认该机在我军现有作战体系中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对气动设计、机载设备、发动机等进行升级后，轰-6K已经化身成一款类似于B-52H的巡航导弹发射平台。

目前，该机主要配备有鹰击-12超音速反舰导弹、“长剑20”空射巡航导弹等武器，在近年对美军航母战斗群的拦截行动中表现出了一定的威慑力。在解放军近海防御体系中，火箭军一直扮演着对敌远程精准打击的重要角色。

以“东风17” 为代表的高超音速武器，与以“东风-21D”、“东风-26”为代表的反舰弹道导弹体现了中国在军事科技方面的创新与进取意识。

上述三款弹道导弹与“长剑”系列巡航导弹配合使用，可从不同方向，以不同弹道对美日联军的海上舰队与陆上军事基地进行综合火力打击。

而就目前技术而言，对方并无特别有效的反制措施。不过，弹道导弹相比相近射程的巡航导弹要贵的多，万一我军的弹道导弹消耗殆尽，可能会在军事上，甚至政治层面给对手造成可乘之机。

所以我军负责打击第一岛链军事目标的主力还是巡航导弹。昂贵的弹道导弹主要负责打击敌方指挥与通信中枢等高价值目标。

此外，由于大家都知道我军的弹道导弹威胁极大，对方肯定也不会坐以待毙。美国空军的隐身战略轰炸机B-2与未来的B-21就被赋予了定点清除“东风”导弹的任务。

好在目前美军的B-2数量并不是很多，在隐身技术上也有些过时，解放军的 JY-26雷达、609、610等雷达都有不错的反隐身能力，三者的探测距离均达到了500千米以上，这一距离基本超过了B-2武器投射的距离。

考虑到解放军战时可能会对关岛等位于第一岛链的敌方基地进行火力覆盖，美国空军的轰炸机极有可能直接从本土或第三岛链出动，经空中加油实施远程奔袭。

这种轰炸机+远程巡航导弹的组合极具威胁，中方只能通过天基预警等手段提前引导战斗机实施远程拦截，但就目前而言，这方面的能力还有所欠缺。

现代战争讲究的是体系对抗，靠一两件“杀手锏”武器改变战争局面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在彼此深度了解的情况下，这种大国间的军事对抗只能是见招拆招，看谁做到先敌开火，谁的反制能力更强，应变能力更出色。

当然，这其中也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成为关键性变量，如美国“迅龙”项目的推进速度；解放军号称射程达700千米的超远距离空对空导弹是否已经列装。

前者能在短时间内让我军的全部指挥系统与重要军事设施陷入瘫痪，后者则是我方远程偷袭敌方预警机的利器。

可以说，这场局部战争规模的军事冲突不仅是武器装备与指挥策略的角逐，也是军队承压能力与民众耐受力的比拼，以及双方综合国力的一次考验。

笔者坚信，我军在经过一番苦战之后，定能凭借主场之利，给对手以迎头痛击，最终逼迫其放弃既定的军事与政治目标，做出妥协与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