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低估了中国的潜力,中国高估了美国的价值观(2)
五
工业社会发展到今天,其交易之频繁,分工之细,已经超乎想象,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任何排斥交易和不重视分工的行为,都注定会失败。这其实也是苏联计划经济为什么走不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缺少了交易这个主体环节,分工和生产的作用被大大的抑制和削弱。
很多人理解的交易仅仅是一个买卖过程,但交易最根本的作用是建立持续的分配机制,如果没有交易,整个社会的分配系统就会紊乱,不管你生产多少东西,最终都难以持续,因为你不知道分配给谁,你不知道谁是最需要物品的一方,你不知道每个人愿意为自己的需求承担多少成本。
也就是说,商业社会的第一个特点是对外交易,第二个特点是对内分工,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有一些时候可能会出现经济危机、战争等,导致对外交易的暂停或对内分工的失败,但从长期看,对外交易一定是越来越频繁,而对内分工一定是越来越细。
关于交易和分工,我再举个现有国际市场的例子,比如三十年前,全球货物贸易总额只有3万亿美元,而到了去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额已经飙升到了接近50万亿美元,短短三十年间,贸易额飙升了超过16倍,如果一个国家无法进入到这样一个规模的交易当中,那么很快就会遭遇困境,丧失诸多利益。
再拿分工来说,三十年前,全球贸易当中,制成品贸易占比超过了70%,而三十年后的今天,制成品贸易只占到总贸易的不足30%,也就是说,全球的分工体系已经细到了如果没有分工协作,全球70%的产品都无法完成,而这个比例在三十年前,只有30%。
可以这么说,现在的国际贸易,并不是谁生产汽车,谁生产飞机,谁生产袜子的问题,而是谁生产轮胎,谁生产发动机,谁生产玻璃,谁生产电子仪表,谁生产布料等的问题。人类的工业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不协作,就难以运转的时代。
这就要提到美国针对中国的“脱钩”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谈“脱钩”,本身就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难度极大的,因为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随便拿出一个工业制成品,都很难独立完成生产(中国可能独立性会好一点),因为其中某一个或某几个零部件环节很大的可能是在其他国家。
当然,你可以说为了“脱钩”,可以把这些环节都转移至本国或其他市场,但问题是,这不仅需要时间成本,而且需要其他环节的支撑,等你都搞定了,结果发现,你违背了“分工”原则,由于一个环节的变化,制成品的生产成本可能突然间涨了20%,生产效率就降低了,市场竞争力就迅速下降了,就会被踢出现有市场。导致想要的安全感并没有得到,反而连原有的利益都失去了,毕竟资源是有限的,干这个就不能用来干那个。
就拿这次疫情来举例,德国算是工业能力非常强大的国家了,很多低端制造德国都看不上,但由于疫情的影响,德国下定决心进行“口罩生产本地化”,德国政府可不是随便说说,而是真的拿真金白银去补贴德国的生产商。
当时,德国很多婚纱公司、时装初创企业,甚至咖啡过滤器生产商等500家德国公司转型生产口罩。结果呢,一个多月后,宣告失败,因为生产口罩的机器还得从中国进口,整个生产出来的口罩价格,最便宜的也是中国的两到三倍,然后就放弃了生产,又开始从中国进口了。
其实我这里并不是说中国制造不可替代,我们还要继续往下思考,分工的细化,并不仅仅是拼成本的问题,而是分工细化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超额利润。
比如中国虽然有制造更大规模口罩的能力,但口罩市场的利润,一直以来大部分都被美国的3M公司给赚走了。我此前也说过,中国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用瓷器技术,赚了西方难以计数的白银,但今天最贵的瓷器,都是欧洲人生产的。再比如茶叶是中国的传统优势产业,但现在整个中国的茶叶企业的产值,还不及英国人创立的立顿(全球最大的茶叶品牌)一家的产值。
但大家也不要着急,因为这是一个过程,中国在工业革命方面落后了西方两百年,这导致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是工业化的问题,其次才是产业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最后才是细化分工的问题。
只要全世界把生产口罩这件事交给中国,那么总有一天,中国在这个领域就会有超级品牌出现。这就好比说,只要全世界的手机交给中国生产,那么中国就一定会有华为、小米、oppo、vivo这样的企业出现。中国真正要做的,依然是规模,只要规模足够的大,分工就会自然而然的被细化。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到,市场规模决定了你的分工深度,而分工深度决定了你的生产效率,生产效率决定了你的成本和利润。
六
似乎又扯远了,那经济规模、生产分工这些东西,跟今天要讨论的高速公路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可大了。
所谓的经济规模,并不是简单的说你有多少人口,你有多少土地就算是规模,经济规模主要说的是经济活动,如何把人口、货物等串联起来,使其在共同的市场下产生交易,才能算得上经济规模。
正是由于高速公路的发展,缩短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联通距离,从而人口教育、民族文化、产业多样性等的优势才被刺激了出来,中国的货物才迅速的流动了起来。
同时,高速公路的建设,使得中国的铁路主要承担了客运功能,解决了大规模人口的流动问题,而公路货运和铁路客运的组合,贯穿了整个改革开放至今的经济活动,这是中国经济规模最根本的组成部分。
发展至今,我们开始面临新的问题,比如公路运输存在着高耗能和高污染的问题,目前科学家已经明确了京津冀等地区的污染源头,主要就是重化工业、燃煤和以公路运输为主的物流方式。
但问题是,要修路,要搞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就需要水泥,就需要沥青,就需要钢铁,就需要电,就更加需要重化工业和水泥厂、燃煤发电厂等。
因此,随着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和完成,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减少污染的过程。而在其他减少污染的工业技术没有出现之前,最直接的降低污染的方式,就是要将更多的物流转移至铁路系统,减少柴油车的使用,但铁路系统一直承担着客运任务,怎么转呢?
那就搞客运专线,让普通的铁路以物流为主,再专门发展一套新的铁路系统,来满足客运需求,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高铁客运专线系统。
那如果以公路为主的运输模式被削弱,很多高速公路不就空出来了吗?请注意,这就是未来新的模式出现的标志。
中国人口世界第一,高速公路里程世界第一,经济规模世界第二,国土面积世界第三,就算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随便拿出一个省会都是数百万人口。中国有一条胡焕庸线,尽管这条线右侧东南地区36%国土居住着90%以上的人口,但大家再算算,这条线以西,其实依然拥有超过8千万的人口,比整个德国还要多,仅甘肃和新疆的人口,加起来就超过5000万。
那我要说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千人汽车拥有量只有不到180辆,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排名世界第17,甚至低于伊朗的排名。
现在国家的其中一个战略是乡村振兴,但大家想想,振兴乡村需要分几步走呢?我认为是三步走,第一步是修路,第二步是修高速公路,第三步是给高速公路更好的配套,比如渗透率更高的出入口,服务区和加油站等。
大家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中国的每一个村镇,都配有高速入口,在每一个高速出入口,都有一个车辆川流不息的商业区,村镇里面到处都是停车场,那这样的乡村自然就振兴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图,这是国庆期间一个高速的服务区,很多人走进去之后误以为是城市的购物中心。
当然,很多同学还是会说,高速公路有那么神奇?那还要那么多发展经济和脱贫的政策做什么呢,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高速公路类似于地铁,其真正的作用,并不简单的是便捷交通,而是对国民出行时间、距离等的计算和数字化,50公里的高速路驾驶者所使用的时间,基本是固定的,但如果是50公里的城市道路或低等级乡村道路,时间就完全不可控了,时间对于商业来说,就是生命。
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是从更精准的控制时间开始的,如果时间是可控的,商业的发展就会提升一个台阶,这种力量对经济活动的助推,是很难估量的,大家可以想一下,频繁运行的高铁,如果不能精准计算时间,会发生什么?
有了越来越多的高速公路,中国在无形当中,就增加了国民总时间,其实这就是对手很难超越的竞争壁垒,可以理解为,我们从而获得了比竞争对手多的时间。这就好比说,当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晰的知道自己干某件事所要花的时间的时候,就会更加高效的利用时间,时间本身虽然没变,但相当于你比别人多使用了时间。
从而,所有的经济资源就能更有效的流动起来,甚至是在没有水的地方,只要有高速公路,商业就会解决没有水的问题。大家可以去看看中国几条沙漠公路,在公路两边,都铺设了水管,都长出了绿树,原因就是,修路这件事情,同时就是解决很多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非常高效的经济活动。修路可以让沙漠变绿,可以让黄土高原长出苹果,可以让冰天雪地的地方聚集一掷千金的滑雪爱好者,可以让原来农民喂猪的东西变成绿色食品。
我可以这样说,当一个村子里时常停满汽车的时候,想不振兴都难,当沙漠里停满汽车的时候,这块沙漠就不再是普通的沙漠,而是具有经济产值的生产要素。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如果要给大家一个终极的理解方向,第一个是存量当中的手机经济,第二个是增量当中的汽车经济。
如果能让每一个人都用上手机,那么意味着每一个地方都得有信号,每一个地方都得有电,每一个人的收入要足够承担对手机的消费,而且手机生产企业的商业触角还要延伸到每一个地方,最后如果这些都做到了,那么手机经济就爆发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经济的状态。
我们再假设,如果中国每一个镇都有一个高速公路入口,将意味着什么呢?很大的可能是,意味着中国将进入到新的升级换代的时代。
我们还是拿印度举例,比如印度政府制定的国家发展目标,是要让民众拥有干净的厕所,喝上干净的水,但美国的国家目标是什么呢,是要让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梦想。这就是差距。
七
中国跟美国的竞争,最终是个人梦想的竞争,现在很多人说,美国尊重个人的历史传统,使得美国的经济创新活力极大,引领了世界的发展,但我想说的是,如果国民都生活在,喝不上干净的水,用不上干净的厕所,吃不饱饭,没有电的社会,这样的民众就算处在无政府状态,恐怕也搞不出什么创。
在我看来,中国和美国的真正的巨大的差距,依然是硬件,如果中国每个人都有一辆车,60%以上的家庭都住在独栋别墅里,那么中国人的目标也就跟美国一样了,要让每一个人拥有一个梦想。而现在我们更应该把目标定为,让每一个镇子都有一个高速入口(个人想法)。
当硬件和物质足够丰富,商业足够发达的时候,民众才能不依赖于单一的组织或个人,这个时候才会有真正的“自由”,中国现在使劲的发展商业,使劲的脱贫攻坚,本身就是让更多的民众有更多的选择。当整个国家和社会依赖于创造者,依赖于商业的时候,资本才会尊重个人,政府也会更加重视个人。
比如在诸多科技公司,员工可以随便顶撞老板,可以穿着拖鞋、牵着狗去上班,为什么?原因就是科技创新为主的社会,依赖于个人,老板需要个人的创造,自然就尊重个人。
大家假设一下,如果是农业社会,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农民只是体力的出卖者,是一种机械的重复劳动,一个人的价值有时候还不如一头牛,在这样的社会,就算给你一个超级“自由、民主”的制度,你就能获得自由和民主了?
英国在800年前就有了“大宪章”,但直到工业革命的到来,才真正有了“民主”社会;美国开国元勋两百多年前就制定了自认为全世界最“自由”的宪法,但美国建国后的一百年里,还是不折不扣的奴隶社会,直到代表工业化的北方打败了代表农业模式的南方,奴隶制才被终结。
这就类似于,自从有了抖音这样的互联网技术,很多会做饭的,会跳舞的,都成了高收入网红,但如果没有这种技术,会做饭的也还得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会跳舞的也只是某个明星后面伴舞的一员,只能机械的听从他人安排。
是人类对技术的运用改变了人的生存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持续脱贫攻坚,便利营商环境等的原因,说得大一点,就是要让底层民众,拥有更多机会,过得更有尊严。技术革命本身也推动了人类社会革命。
最近几年有一个人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就是做了锤子手机的罗永浩,我大概说一下这个人的经历,2000年的时候,成了新东方的英语老师,2006年的时候创办了网站,开始了互联网创业,2012年的时候开始做手机,前一阵开始做直播带货,现在开始进入娱乐圈做脱口秀。
请注意,我这里并没有任何嘲笑罗永浩的意思,我是要说明一个更大的逻辑,我们分析一下罗永浩的整个二十年职业生涯,2000年的时候新东方很火,因为很多人要接受英语培训,要出国,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于是英语培训在那会是最好的商业模式;2006年的时候,中国开始普及互联,涌现出了很多互联网企业,整个市场互联网创业开始流行,罗永浩从新东方辞职开始互联网创业;到了2012年,手机产业成为巨大的风口,罗永浩开始做手机;到了今天,大家不仅需要网络购物,而且需要网络导购,新的线上消费模式出现,罗永浩开始做线上直播带货。
我不知道罗永浩未来还会做什么,也不知道直播带货这件事情他能做多久,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2000年的时候,新东方这种英语培训行业竞争很激烈,2006年的时候,做网站这种行业竞争也很激烈,2012年的时候做手机这个行业也是存在激烈的竞争,而今天的直播带货更是激烈到了令消费者不安的程度。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罗永浩在过去的几个职业和创业当中,几乎都竞争失败了,或者说没有成功,但问题的关键点不在这里,为什么罗永浩屡次失败,都能重新找到机会呢?很显然,中国大规模和多样化的市场给罗永浩提供了一次又一次选择职业和创业的机会。
假设未来中国的文化娱乐市场进一步壮大,大家对文化娱乐,比如单口相声等领域的需求越来越大,对这类艺术家的需求爆炸性增长,罗永浩如果在直播带货行业完全失败了,还可以凭借口才立马转去搞线上娱乐等等。
我这绝不是讽刺,而是要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正是由于中国市场的极大丰富,中国市场规模的逐步崛起,对技术的创造和使用更加普遍,给了所有人更多的选择,使得大部分人可以承受阶段性的失败,干的不开心就可以辞职,老板性骚扰就可以大胆的报警,这就是真正的尊严,这就是做大市场的优势。
大家可以再想想,如果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个人下岗了,恐怕再想翻身就难了,这个时候车间主任骂你两句你是不是得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