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青铜器的战争图像，生动记录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是无法取代的

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青铜器纹饰作为青铜器分期断代的重要依据，其发展与演变和人们所处时代的宗教信仰、社会政治、艺术追求等紧密相关。刻纹的人物画像最早出现在春秋末期，并在战国的早期与中期得以流行。

结合出土点可以发现，人物画像纹在东南地区、三晋地区比较常见。其中，战争图像是青铜器人物画像纹的重要构成部分。以现在出土的东周青铜器为例，就其人物画像纹战争图像展开分析。

青铜器人物画像纹战争图像作为人物画像纹的重要构成部分，结合目前出土的青铜器可知，以战争图像为主题或涉及战争图像相关内容的器物有20余件。

包含方壶、高柄方壶、圆壶、豆、鉴、匜六类，其中圆壶的数量最多。分析这些图像特征，便于后人更深入地了解先秦战争的发展与变革。

青铜器人物画像纹战争图像的概述

青铜器人物画像纹主要指在青铜器上将人或者人为主并且拥有植物、动物、建筑以及其他事物构成的元素，采取镶嵌、刻纹、铸纹等工艺技术在青铜器的内外表面上呈现的纹饰。

刻纹人物画像纹大约是在春秋晚期出现，直到战国早期才得以盛行，战国中期虽然依然存在但是却非常少见。青铜器人物画像纹主要是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进行描述，内容涵盖了战争、狩猎、宴饮等。

通过分析青铜器人物画像纹，可以发现这些图案的线条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线条是应用头粗尾细的楔形，犹如虚线，然后再将其组合成某个图案；第二种则是通过一段段的实线来构成图案的。

因此，述两种线条组合使用的情况也比较常见，大多是应用较粗深的虚线将图像的轮廓刻画出来，然后再应用较浅细的实线填充内部轮廓。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在春秋之前，车徒是战争的主力军，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步卒逐渐取代车徒成为战争的主力。车徒的被取代，体现了旧贵族在政治上的衰败以及在军队中的进一步延续。

刻纹人物画像纹大约是在春秋晚期出现，直到战国早期才得以盛行，战国中期虽然依然存在但是却非常少见。青铜器人物画像纹主要是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场景进行描述，内容涵盖了战争、狩猎、宴饮等。

东周青铜器人物画像纹战争图像分析

结合青铜器人物画像纹战争图像的内容，其中与水战相关的画像大多是根据两艘相向的上下两层战船以及人物进行刻画的。

以故宫博物院藏的宴乐渔猎攻战图壶为例，水战的图像和攻城画像分别是两幅一组，实现三幅画像大体上的两两平分。两舰也有可能为楼船，即工匠常常借助简略的构图来对象征意义进行表达。

两舰中一共刻画了16个人物，若连上水下的3人，总人数为19人。分别在两船的船首的左边与右边甲板上悬挂不同形状的析羽之旌，但是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左侧甲板上的舰旌羽扬一竖鼓之上。

鼓的旁边站立着击鼓者，竖鼓应当选择建鼓，因此常常也被称为晋鼓，古人在打仗时通常会借助晋鼓来指挥军队的进退。

因此，在古代战争中，击鼓者也被称为战争的指挥者，左侧甲板的击鼓者通常属于官长一类，从其佩剑也可以推测身份。

船上左侧第三与第四人拿着长戈，第一人作助战状，第五人的姿势则是拿着长矛刺向敌人。右边船上的第一人一手举着剑，一手拿着盾牌，但是敌方的剑已经架在了脖子上，生死攸关。

右边船上的第二至第三人均双手举着长矛和戈对抗敌人，最后击鼓人身材矮小，其为右船的指挥者。分析两船人物的服饰，可以发现差异不大，但是发冠存在一定不同。

左船上的人戴着两角式冠，并且发髻向后束，而右船上的人物则戴着三角冠。观察船下，可以发现水里有鱼儿在游动，依稀可以看到鱼的嘴巴位置有触须，可能为鲇鱼或者鲤鱼。

鱼的周围还有三个人正在游动，分析他们的动作与姿态，猜测并非战斗的落水者，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以及作品，猜测其可能是防止敌人在船底破坏的人。

通过对出土的东周青铜器上的人物画像纹战争图像进行分析，按照人物的位置、姿势、船舷的外观、嵌物表现的人物与线条等，大致可以将其分为6个版本。

其中，故宫博物院藏的宴乐渔猎攻战图壶属于第一版，四川成都百花潭壶属于第二版，美国Weisbrod公司藏的错金水陆攻战纹壶属于第三版。

山彪镇大墓出土的一组水陆攻战纹鉴属于第四版，四川宣汉罗家坝M33：18豆属于第五版，玫茵堂、怀古堂、吉尔赛行藏的水陆攻战纹方壶则属于第六版。

不同的版本代表了不同的水战画像的制作范式，但是古代水战的范式远不止如此，分析这些版本的内容，不难发现他们均来源于同一个原始范式。

查阅历史，可以发现古代战争的主要形式为陆地战争，其中先秦时代的表现尤其突出。除了常见的敌我双方争夺要塞或者城池等引起的战争外，古代战争还包括两军相约在野外进行战斗。

翻阅古代军事典籍中关于两军对战野战的介绍，发现均是将“战”作为专指的，可以猜测陆地战的主要内容便是野战。

迄今为止，关于出土的青铜器中存在人物画像纹战争图像中涉及野战的图像甚少，这类青铜器的现有数量不足10件。

以河南辉县山彪镇大墓出土的一件水陆攻战纹铜鉴为例，这件器物便是比较少见的人物画像纹全战争图像。其中两器M1：56与M1：28鉴纹饰的第一层与第三层详细刻画了野战。

其中第一层是由10名兵卒组成一组，一共5组，另外3人则是右边前3人的一组重复补图。因此，一共6组。在每一组兵卒中，可以发现是将中间两人作为中心的，中间左侧的第一人，一只手抓住中间右侧第一人的头颅，另一只手则握着斜折的戟柲。

右侧一个人虽然被击倒，但是依然挥动着短戈在挣扎，而第二人则是一只手举着剑，一只手竖戟，作出防御的姿态。

第三人则是站在地上握着短戟，另一只手抓着一个圆球形状的物体，猜测可能是头颅；第四个人则是举着剑，抓握头颅；第五个人则是一只手拿着盾牌，一只手举着短戈。

而左边的第二人面向右侧，一只手拿着剑，一只手拿着戟，也做出防御的姿态；第三个人则是拉开弓箭准备射击，处于戒备状态；第四个人正在张弓拉箭；第五个人则是一手握着戟，一手拿着盾牌。

第三层则是由7名兵卒构成，人物跟五组的相同。和第一层相同，第三层也是将中间左右两个人作为中心的，其中左侧的第一个人，一只手握住右侧第一人的头颅，另一只手则举剑挥砍。

第二人则是手拿着长戟，帮助前面的人；第三人则是张弓搭箭；第四人则是一手拿着剑，一手举着盾牌，准备迎战。

而右边的第一人身体稍稍向前倾，一只手拿着短戈在迎战，另一只手则举着剑前击，第二人则是手持长戟刺向敌方，第三人正准备张弓射箭。

分析不同兵卒的发髻可以猜测该图像为击杀最后敌方士兵的场景，所有站立的士兵的发髻均属于两角冠式后再束发或者长发反曲折叠在前额中。

但是被捉的士兵则是短发，与其他士兵发髻差异较大，再结合两侧士兵的动作，可推测这描述的是野战的最后阶段。第三层主要描写野战的进行，其中士兵均孔武有力，体现了其属于威武之师。

西周、春秋时期逐渐建立了很多国家，但是在进入战国时期后，很多小国逐渐灭亡，最终剩下了战国七雄。从实力来看，七国之间差距较大，彼此展开了持久的拉锯对峙。

攻城战争的初衷便是争夺人口与土地。攻城战同样也是战争图像的重要构成部分，结合当前已经出土的相关文物，其中铜圆弧的战争图像中，与水战和攻城战相关的图像所占比例各为50%，二者组成一组，常常又用两组布满该层。

例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宴乐渔猎攻占图壶，该文物的壶身的第三层水战画像的另外一边便是攻城战画像。

通过该图像可以看出，分别用一横一竖的两条线段将攻城战争的场面划分成了三部分，其中横线上与竖线的左边刻画的便是城上攻守双方的混战与守方迎接攻方的还击。

横线上的城上混乱，一个刻画了10个兵卒，战况十分惨烈。其中，左起第3个人的头颅被第二人拿着，其一只手撑在地上，另一只手依然在举剑反击，第二人则刚好挥剑向其砍去。

第四人看到自己的战友被困，于是举着长戈刺向第二人，而第九人则是刚刚击杀了第四人，其身体还未完全倒下，但是头颅已经不知所终。

竖线的左边则是刻画了4个还击的人物，位于较上方的两人，一人正拉弓射箭，另一人则是拿着盾挥剑；而比较下方的两人，均是握着弓在射箭。

第三部分则是刻画地攻方士兵进攻的情况，一共由15名士兵构成，另外已经战死的士兵共3人。左侧的四名士兵，两人叠压和两人举手共同托举出一条斜线。

顶端可见弯曲钩状的事物，其底部形状犹如圆形，上面有士兵正在攀爬，因此可以猜测其为攻城所需的梯子。

梯子上一共有三名士兵，其中一名士兵拿着矛在冲刺，一名士兵则是徒手攀爬梯子，还有一名士兵则是举着弓准备射击。

分析右侧，依然可以发现两条斜线，由此可见匠人主要采取写实与抽象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手法展现人物画像纹，因此根据相关文献可知，在判断另外两条斜线时，可以认为是跟前者梯子一致，也可以认为是高积薪土，目的是攻击敌方的羊黔。

右侧两斜线上的人物，其中一人拿着长矛冲锋，一人拿着盾牌遮挡，一人在盾牌的掩护下挥剑，最后一个人则是拉弓射箭掩护。

另外一队，三名冲锋者中，一人一手握弓，一手挥长矛，后两人均拿着盾牌，旁边还有从城头被击落的士兵。图像描绘了攻方不畏生死、前赴后继的场景，也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战国时期战争的惨烈。

结语

东周青铜器人物画像纹中的战争图像，生动地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战争，其图形内容包含水战、野战、攻城战等，描绘了春秋中晚期南方的吴国、楚国以及越国等战争情况。

虽然现有出土的文物仅描绘了当时社会战争的一部分，反映作战的器械、兵种等及其社会背景、历史背景等，这是文献资料无法取代的。

参考文献

1. 朱军献.东周青铜器造型与人物画像纹饰[J].中原文物，2017（4）：61-67.

2. 秦笑雅.东周刻纹人物画像青铜器传播路线考[J].美与时代，2015（12）：34-36.

3. 吴林桦，曹芳.先秦青铜器装饰雕塑的归宿—对自我的否定[J].美术观察，2013（11）：110.

4. 李军强.浅析东周青铜器上的人物画像纹饰反映的生活场景[J].金田（励志），2012（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