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第三胎：村里人给小弟取了个绰号叫“大彩电”

文｜丑丑

看到国家鼓励生三胎的消息，感觉好魔幻。此一时，彼一时。

我外婆那个年代，鼓励多生，当“英雄的母亲”。

我外婆生了11个，活了9个，我妈妈是老三。

到了我妈妈结婚生子的年代，四川农村只允许生两胎，且两胎的间隔时间必须足够长。

我是老大，是我爸妈生的第一胎。

我一岁的时候，妈妈怀了第二胎。

因为两胎间隔时间不够，计生委的人天天来动员我妈妈去打胎，后来又动员去引产。

我爸爸气不过，大骂计生委的人缺德，残害生命。

一天天拖到我弟弟出生。

两胎生育额满，妈妈响应号召去安了节育环。

12岁，我去区中学住校，每周六下午才能回家。

一个周末，进家门我就闻到一股浓烈的中药味。走进厨房，看到蜂窝煤炉子上空空的，什么东西也没放。炉心里，一饼烧得红红的蜂窝煤已经快燃尽了，就像一坨快要散开的咸蛋黄。

炉边的地上，放着一个黑色的砂罐，里面的中药正咕咕咕往外冒着热气。这雾气在厨房里弥漫出一股迷茫又慌张的氛围。

妈妈和本家的姑婆坐在灶前说话，两人都神情严肃，妈妈低着头。

看我进来，妈妈挤出笑容，站起来问我饿不饿。

姑婆五十多岁，是我们王家的族长，家族里谁家遇到事情，都去请教她。

我喊了一声姑婆好。姑婆站起来拍拍蓝色的斜襟粗布衫，把头上的白色帕子盘帽理了理，笑着说：我已经和你妈聊半天了，该回去了。

送走姑婆，妈妈坐在灶前出了一会儿神。下定决心般，拎起砂罐，拿去茅厕倒了。

又过了一些时日，我发现妈妈好像长胖了，宽大的衣服下肚子微微隆起。

爸爸妈妈把我和弟弟叫到房间，插上门销，说有重要的事和我们说。

妈妈把声音放得很低，说自己怀孕了。

我脑袋嗡地一声，很恐惧。

这一年，妈妈34周岁，爸爸35周岁。我12周岁，弟弟10周岁。

妈妈说，他们从来没想过要违反政策，生三胎。

没想到，安了节育环十年，竟然还是怀孕了。只好去中医那里开打胎药。

喝了三副打胎药，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还是一天天大起来。

前几天姑婆来串门，看见妈妈在熬中药，问清原委后，劝说爸爸妈妈留下这个孩子。

姑婆说，你吃了三副药都打不下来，说明这个孩子一心一意奔你们而来，要做你们的孩子。

何况，多一个孩子，你们老了也多一个依靠。

见妈妈沉默不语，姑婆又说，这药再这么吃下去，会有生命危险的，起身提起炉子上的砂罐放到地上。

爸爸妈妈商量后，决定生下这个孩子，不管是男是女。

妈妈怀三胎了。12岁的我心里装着这个沉重的秘密回到了学校。

妈妈肚子越来越大，不敢再露面。

爸爸对外宣称，妈妈去了雅安的大舅舅家里。其实，妈妈只是躲在阁楼上。

妈妈怀孕的消息，还是走漏了风声。

又是一个周末。我刚走上老街，远远便听到大喇叭的声音，广播里一遍遍播放着计划生育政策。

我心里一紧。

果然，一辆小货车斜斜地停在我家门口，车顶上绑着一只大喇叭，喇叭口正对着我家大门。

我小心翼翼地绕过小货车，在高亢的计划生育口号声里进了家门。

家里很冷清，爸爸在地里忙，弟弟出门玩去了，爷爷也不在家。

木梯子仍旧搭在正方形的楼梯口上。我知道，妈妈在楼上。只要爬上木梯，钻进这个正方形的口子，我就能看到妈妈。

但是我不能，我甚至不敢朝楼梯口多看一眼。

阁楼不通风，冬天冷，夏天又闷又热，堆满了稻谷和杂物。

阁楼上铺了一张床，一个椅子，一张方桌。

每天天蒙蒙亮，妈妈就躲到楼上，一声不吭。一直到深夜，家家户户都睡了，老街一片漆黑，爸爸把家门插上插销，关了灯，妈妈才轻脚轻手踩着木板，摸黑扶着楼梯下楼来，回到房间睡觉。

白天，爸爸要种地，还要忙米面加工坊的活。躲在阁楼上的妈妈，也是饥一顿饱一顿。

爸爸抽空煮好饭，用大斗碗实实地装一碗白米饭，上面放两块豆腐乳，或者一些腌菜，泡一点开水。关上家门，爬到梯子上，把饭放在楼口的楼板上。

妈妈轻手轻脚过来取走，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狼吞虎咽吃得一粒米都不剩。

如果妈妈有事，听到楼下没有外人，她会轻叩楼板。爸爸关上家门，她再下来。

有一次，妈妈肚子痛，想上厕所。爸爸关上家门，妈妈一只脚刚踩在楼梯的横档上准备下来，门哗地一声打开了。

原来，爷爷刚从房间出来，看见堂屋这么黑，不明所以，顺手把门打开了。

爸爸吓出一声冷汗，妈妈吓得差点踩滑掉下来，赶紧再缩回楼上。

那一年的腊月，过得特别凄凉。

往年，腊月里，爸爸妈妈会早早带着我和弟弟进城买新衣服，采购年货。妈妈会炒地瓜干、炒瓜子，炒花生，各种好吃的。

这一年，什么都没有。爸爸每天忙得像陀螺一样，家里的氛围紧张压抑又小心翼翼。

我家有电视机和录音机，老街的年轻人到了晚上喜欢聚到爸妈的房间里看电视、唱歌、嬉闹到很晚。

腊月二十几，晚上八点，那群年轻人聚到爸妈房间后，我从外面把爸妈的房间门锁上。

我锁好门，妈妈下楼来，躲在天井里，把大铁盆注满水，挺着大肚子清洗床单。

干到十点半，妈妈躲回阁楼，我再把房间门锁打开。两个多小时，里面竟没人发现我把门从外面锁上了。

妈妈肚子越来越大，行动越来越不方便，阁楼空气不流通，她经常觉得难受。

为了消磨时光，妈妈不停地纳鞋垫，给爸爸做给我做，给弟弟做，一双又一双。

常年躲在阁楼，不见阳光，妈妈的脸和手很苍白很苍白。

有一次我偷偷爬上楼去看她，妈妈甚至开始给我交代后事说，如果她出事，要我带好弟弟。

记忆中，乡政府的喇叭在我家门口守了很长时间。

新年的一个周末，我从学校坐火车回家。

一下火车，就看到弟弟在站台上等我。

弟弟拖着一根木棍，耳鬓两边的汗和污垢混合在一起淌出了一条沟，一撮头发湿漉漉滴贴在额头上，脸庞红彤彤的。

从我家走到火车站，要走四十多分钟，弟弟竟然一个人跑来接我。

我心里一惊，以为妈妈出事了，不敢说话，拉着弟弟就走。

我们沿着铁轨往村子方向急走，弟弟靠近我，很小声地说：“姐姐，妈妈生了，生了个弟弟。”

我浑身的寒毛都竖起来，下意识呵斥弟弟：“不许说！”

弟弟说：“妈妈已经生了两天了，全村人都知道了。”

我多了个小弟。全村人都知道了。我一瞬间心情就雀跃起来，巴不得马上飞回家。

我和弟弟加快脚步，几乎是小跑着回家。

推开爸妈的房间，我看到了这个小我13岁的小弟弟，被裹在襁褓里。又黑又浓密的头发，小小的鼻子和嘴，白皙的皮肤，睡得正香。

妈妈想让我抱抱，我不敢，伸出手指摸摸弟弟的小手，有一种奇异的喜悦和激动。

妈妈说，只要孩子没落地，哪怕已经开始产前阵痛，被计生办的人发现，都会被强行拉去引产。

所以，阵痛开始后，妈妈便从阁楼上下来，躲到我家做面条的机房里。

机房放满机器和杂物，四面透风。

爸爸准备好消毒过的剪刀，一盆水，把妈妈锁在里面，自己出去忙了，偶尔抽空跑回来看一眼。

妈妈在狭小的空间里忍受着阵痛，不敢大声呻吟。

妈妈独自生下弟弟，看到弟弟脐带绕颈，她一圈一圈把脐带解开。

爸爸来的时候，看到妈妈和弟弟满身血污躺在小床上。

爸爸用剪刀剪了脐带，包裹好后去请村里的医生。

村里的医生到了一看，赶紧让爸爸把妈妈和小弟搬回家，说这里四面透风，环境又脏，大人孩子受了风寒或者细菌感染，都有危险。

爸爸刚把妈妈和小弟搬回家里的床上，就有隔壁邻居来拍门，说要借我家的大铁盆洗衣服。

爸爸刚打开门，小弟弟嘹亮的哭声就响起了。全村人都知道了。

小弟是第三胎，按政策需要交1888元的罚款。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农村，很多人一年的收入都没这么多。

家里凑不够那么多现金，爸爸主动把家里的黑白电视机、录音机，还有他的嘉陵摩托车送到乡政府抵罚款。交完这些，再交了八百多元的现金罚款。

1888，是当时一台大彩电的价格。村里人给小弟取了个绰号，叫“大彩电”。

小时候，每到周末，寒暑假，我都要带小弟。

小弟很可爱，每次抱着他的时候，我都很后怕。

小弟在正式落地来到人间之前，他生的权利都无法得到确认，每一天都有可能被强行消灭。有一股强大的外部力量在反对他生而为人。

妈妈在怀胎的十个月里，吃尽了苦头。她躲在黑暗的阁楼里，过着担惊受怕、朝不保夕的日子。但是最后她成功了。

生育的环境是如此严酷，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妈妈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了要把孩子生下来的决定？又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冒着生命危险，十月怀胎最终生下孩子？

如果故事的主人公是我，在这个人生和命运的十字路口，我会如何抉择？

那些人世间的是非对错，外部环境的友好与否，其实都不重要。有人支持你，有人反对你，有人爱护你，也有人伤害你，所有这些，都不应左右你。

不许生，还是鼓励生，都不重要。你要问问自己，这是我的渴望吗？是，就勇敢地行动。不是，就不必勉强。

生命是自己的，人生的路得自己走，一切苦乐都是自己承受。

为自己做主。想生就生，不想生可以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