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万民众逃往香港，国民政府迫于压力，把14000多人接到了台湾

1961年9月，由于国内经济困难，广东省宝安县放宽了边防地区的出境政策，当地大量民众越过边境前往香港投奔亲友。

这些人本来就与香港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他们中很多人是香港居民的亲属、朋友、同乡，甚至有的是妻子去找丈夫、有的是儿女去找父母、有的是弟妹去找哥嫂……

等到1962年初，边境放宽的消息传到广东省内外后，口风马上就变了，一个“谣言”悄悄地在各地老百姓中传开：

“时值英国女皇诞辰，香港大开边境”，“内地居民只要愿意去，香港警察不会抓人，全部都安排工作”……

于是，一群又一群贫困的内地民众越过边境，开始不断地涌入香港市区，寻找新的生活希望。

不过，当时港英政府还在实行“即捕即遣”的政策，警察在香港边境附近不断抓捕越境者。

然而，尽管大约有一半以上的越境者被抓获，准备遣送回大陆，但还是有近十万民众躲过香港警方追捕，进入了香港市内。

由于逃来的群众太多，如何处理已经进入了香港市内的逃港群众，港英政府也颇费周折。

港英政府原本是不愿意接收的，但从道义上看，尤其迫于香港市民及舆论的高度压力，他们又不敢轻易送走这数以十万计的大陆民众。

起先，港英政府认为这些群众逃港的目的地不是香港，“有朝一日他们可能会选择回到大陆、台湾，或者到其他国家去。”所以，一直拖延处理。

但是他们的判断错了，这些群众来到香港以后就不愿走了，除了一小部分下南洋投奔亲友外，大部分仍然选择留在香港。

迫于压力，港英政府一方面要求英国政府加快与北京交涉，拦住边境地区的“逃亡潮”；另一方面，也开始考虑如何安置已经进来的数十万民众。

起初，港英政府想让联合国来解决问题，即希望确立逃港群众的“难民”地位。

因为，一旦由联合国确定逃来香港的大陆群众为“难民”，就应该由联合国按照对待“难民”的条款来给予接济了。

但是，联合国所指的“难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与其本国的政治组织不能相容；

二、难民承认其本国政府的政治组织，但其本国政府拒绝收容。

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以，联合国“难民”条款所指的“本国”，对应的是台湾的“中华民国”。

但国民党政府不愿意在全世界面前丢失面子，因为承认逃港的群众“与其本国的政治组织不能相容”，即是承认与“中华民国”不相容，所以一直不明朗表态。

这样，逃港群众的“难民身份”问题就一直搁置着。

就在港英政府焦头烂额的时候，大陆民众“逃港潮”的问题，在台湾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台湾报刊大量报道了“大陆难民涌入香港”事件。

这一事件，还给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带来了“希望”，他一度认为“反攻大陆”的机会已到，甚至秘密制订了庞大而周密的计划。

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很清楚：大陆政权只是出了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稳定的。

出于种种考虑，肯尼迪在多个场合警告蒋介石：“台湾如对大陆采取行动，无异于自杀”、“台湾如出兵大陆，将违背《台美防御条约》”，彻底浇灭了蒋介石的狂妄之想。

对于发生在香港边境的大逃港问题，美国政府除了号召台湾国民党政府予以解决外，还希望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面积大人口少的国家，都能“尽可能地接受难民”。

对于美国的建议，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只好“积极响应”，先后表示愿意接纳“有限数量的难民”。

台湾国民党政府虽感到这是一个“烫手山芋”，但既然占有联合国中“中国”的席位，就只能承担起安置“大陆难民”的义务。

此时，台湾民间也是舆论鼎沸，纷纷指责政府“接受难胞不力”。甚至有几十名台湾立法院委员，集体向行政院提出质询，“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收容逃港难民”。

1962年5月20日，在内外压力之下，台湾国民党政府终于决定行动“拯救逃港难民”，搁置了“把皮球踢回到香港政府去”的议见。

两天后，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专案小组，“对最近逃港难胞，依自愿接济来台。并先拨大米一千吨捐赠香港”。

6月19日，加拿大对留港难民移居开始接受申请；澳大利亚则表示愿意在地广人稀的地域，为逃港的群众开办农场。

6月26日，姗姗来迟的国民党政府，开始陆续派出船只，准备到香港接运大陆逃港群众。

6月底，第一批“自愿赴台的大陆难民”，从香港启程前往台湾；7月9日，国民党政府又用轮船接出了“第二批由大陆逃港澳的难胞”。

接运期间，“港九难民委员会”也派出人员，协助滞留香港的大陆民众登船，不仅给自愿赴台的难胞赠送服装，还给每人发了70港元救济金，他们是想让尽可能多的人前往台湾。

最终，大约有一万四千人以上来到台湾，还有小部分人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后来也有辗转去其他地方，如巴西、牙买加等地的。

这些“大陆难民”来到台湾后，国民党当局通过台湾“救济大陆灾胞总会”的援助，使他们慢慢安顿了下来，融入了当地社会。

所以，大逃港时逃到香港的大陆民众，除了一部分人去了台湾和海外，大部分后来还是选择留在香港，烫手山芋最终又回到港英政府的手中。

于是，港英政府只好默认了这个不情愿的事实，不得不动手安排“难民”的生计问题，开始建立“徙置区”。

1962年7月初，港英政府开始着手解决问题，首批进入香港的“难民”正式被接纳，很快就有超过四万人申领到了香港身份证。

但是，要一下子接受这么多大陆难民，无论住房、医疗、教育，小小的一个香港岛确实难以承受。

很多人逃到港九以后，仅光着一身，投靠无门。除呼吸的空气外，吃的、穿的、住的皆无着落。他们大多白天沿街乞讨，夜晚则露宿街头，等待着港英政府的安置。

一开始，港英政府对逃过来的无依无靠的群众，给予了免费膳食，求食者必须首先“向社会局长致函申请，派员前往居处地作实地调查……发给免费膳食证”。

政府在全港多个地方设有福利站，执证者可以每日依时前往领餐。“此类膳食为六安士米煮成之饭食，一安士鱼或猪肉、瓜菜等。”

来到香港的群众，一部分在港有亲戚朋友的，得以投亲靠友。绝大部分逃港群众，则在公园、街头的屋檐下、楼梯下宿夜。有的则住于山上的洞穴中，或被荒弃的屋宇中。

后来，他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搭建板屋。接着有到人家的天台上搭建板屋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这些木头屋，因为搭建简陋，烈日悬空时，屋内炎热如置身火炉。如遇台风暴雨，常常连屋顶也被风刮跑。

为了生活的相互照应，后来便有亲戚、熟人、同乡结聚于各个山头、空地，共同搭建木板屋，潮籍人聚居于老虎岩村、内地人则聚居于调景岭等。

在此之后，由于大陆逃难人民络绎而来，而且他们都希望去调景岭居住及接受救济，因为人数过众，此后港英政府截止登记时，已有30358人聚居于调景岭难民营。

调景岭难民营里，除原来已登记的6921人拿到了“领饭证”外，后面到来的这些人，只能被视为寄居难民。这三万多人，也把调景岭建成了另一个世界。

“逃港难民”的木板屋，因为缺乏防护措施，隐藏着种种治安隐患。

终于，石硖尾居住区的大片木屋爆发了火灾！多个村子着火后，一夜之间产生了六万多名流离失所的灾民。

这也终于使港英政府认识到“难民”问题，已经成了香港的一大“要议”，开始下决心为逃港群众建立安置区。

港英政府为数量巨大的“难民”安置住所，可谓费了心力。这种“徙置大楼”相对来说比较朴实而容量较大。

每层有房六十四到八十六个，每间可住成人六人，每幢可住二千至三千人。每幢大楼中间设有男女浴室、厕所和公众水喉。每月租金仅十四元。

这样，数十万的逃港群众，终于逐步有了安身之所。流落香港的群众，后来大多数都住进了安置区中的“徙置大楼”。

当然了，港英政府之所以同意着手“徙置难民”，还是因为六十年代后全球经济发展，香港需要大批的劳动力有关系。

一开始，港英政府并不承认逃港群众的“居民”身份，所以他们谋生之路也是十分的困难。

这些人中，有医师、会计、教师等，但因为没有香港牌照，他们不能公开从事这些职业，一些人便在“地下”隐行。

他们从事较多的是最方便的家庭手工业，即从小的工厂中拿来活计，“比方粘纸盒、挑手袜、打纱等”在家中加工。

之后几年，香港人士也都纷纷主张引进加工工业，这样也就逐步解决了数十万逃港者的就业问题。

就这样，从5月初开始，到6月底结束的风起云涌一个多月的六二逃港潮，也终于在香港降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