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特·舒赫：德国爆财政危机，背后是一场不顾违宪的党争
【文/东方军事专栏作者 冈特·舒赫】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月20日晚，德国财政部冻结了未来几乎全部财政支出计划。财政部国务秘书格拉兹（Werner Glatzer）在通知中称，“对于联邦财政来说，当务之急是审核预算总体形势”。有德媒解释，“只有当国库确实缺钱时，政府才会使用这样的文字”。
首先我要提醒一下本文读者：如果您希望读到一篇观点明确的文章，而且希望文中能够提供我本人的解决方案，那么我建议您不要继续读下去，本文并不符合您的预期。如果您很好奇德国到底是怎么突然搞出600亿欧元财政窟窿的，而且您也很想了解面对这一问题，德国有哪些解决方案可供选择，那么这篇文章是适合您阅读的。当然，我也将分享我个人对此问题的一些看法。
简而言之，德国所面临的其实是美国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即美国人需要经常做的事情——提高债务上限，而且在提高债务上限之前，美国人总是要经过一番激烈的政治操纵，反对党借此问题可暂时获得对政府的攻击弹药。不过与美国不同，我们德国人还不习惯处理这个问题，而且在德国，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变得更加复杂一些。
德国联邦议院（资料图/新华社）
·600亿欧元背后的党争
从1921年到1923年，德国曾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对此悲剧重演的恐惧已经深深刻在德国人的基因里。当时，一块面包的价格高达数十亿马克，人们甚至用一捆捆毫无价值的纸币当柴火烧。德国马克一直是一种非常坚挺的货币，我们希望欧元也能成为这样的货币。所谓的“马斯特里赫特标准”是一套旨在保持欧元坚挺的规则，但这套规则事实上已经被许多国家打破，其中也包括德国自己。
本文所要讨论的事情要从2009年说起。
当时，德国的债务与GDP之比首次超过60%（这是“马斯特里赫特标准”所划定的一条红线），在第一届默克尔内阁的大联合政府下，人们达成了一个普遍共识，即必须限制未来政府的行为，不可使德国的债务增速快过经济增速。在对德国宪法《基本法》的修改中，我们增加了所谓的“债务刹车”内容，以限制联邦一级的结构性预算赤字，并限制政府的发债行为。修宪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投票支持修宪的人超过了这个比例。这意味着，在德国不顾后果地印钞已经没有可能。
请注意，根据欧盟统计局今年10月份的数据，截至2023年第二季度末，欧盟各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数据如下：希腊为166.5%，意大利为142.4%，法国为111.9%，欧元区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0.3%。美国的比例是128%，而中国为68%。
严格来说，德国所修改的宪法内容在欧元区已经是一项被各国广泛接受的协议，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制裁机制，包括法国、意大利等大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很随意地违反了这项协议。我稍后会再次提到这个问题。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几年里，新修改的宪法帮助德国把债务降到了GDP的59.5%。但是，“债务刹车”允许在国家紧急状态下或经济衰退期间越过发债红线，为了支付应对新冠疫情所需资金，德国于2020年暂停执行“债务刹车”。
事实上，德国当时的发债数额太高了，甚至超过了实际的最终需求，就这样超过的600亿欧元没有被花掉。我们的现任总理、曾在大联合政府末期担任财政部长的社会民主党人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并没有偿还这笔未用完的债务，而是决定把这笔钱作为未来几年的缓冲之用。
他在公众面前把自己描绘成财政“黑字”的坚定捍卫者，也就是说他在制定年度预算时不会额外发行新债务。然而，由于新冠疫情救助资金被指定为“表外”，他可以保持自己的这种财政“黑字”捍卫者形象，并从未用完的那600亿欧元中获益。巧妙的话术，再加上容易上当受骗的社会大众，使这一骗局成功得逞。
2021年大选后，朔尔茨所属的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于2021年10月组成了一个新政府，即所谓的“交通灯”联盟——因为交通灯代表了这几个政党的颜色。现在，自由民主党人控制着财政部，并且自诩为“小政府和削减债务的最坚定支持者”，他们很高兴地继承了那笔慷慨的资金。
“交通灯”联盟把抗击新冠疫情时未用完的资金重新分配给一个旨在达成气候保护目标的过渡基金，比如说，可以把这笔钱用于改造德国铁路老化的设施，补贴热泵代替天然气供暖以及许多其他的项目。其中大部分是绿党人士及其所担任的经济部长、环境部长的优先项目。
然而，在默克尔执政16年之后，基督教民主联盟在2021年突然变成了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一下子翻了脸，对他们之前协助发债并同意把未用完的600亿欧元作为未来几年的缓冲之用的做法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他们开始向联邦宪法法院询问那笔剩余资金的重新分配是否合法的问题。
2023年11月15日，联邦宪法法院裁定这一举动违宪。
在德国的法律体系中，法官是一个独立的实体，除了正确解释我们的宪法之外，不应把法律裁决对政治、经济或其他领域的影响纳入考虑。法官为自己的裁决找到了三项根据，每一项根据都意味着那笔资金的再利用是非法行为。
其中，“债务刹车”是基础。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暂停执行“债务刹车”，而新冠疫情符合这一标准。然而，当前把资金用于德国经济生态转型并不符合这一标准，它与应对新冠疫情这样的天灾是不同的。2021年资金到位与2023年和2024年的预期使用之间的时间差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最后，上届政府在2021财年结束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这也违反了关于制定下一年财政预算的相关规定。
此前，对德国法律的挑战也会招致批评，比如欧元危机期间推出的救助计划，但在受到批评后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蒙混过关。不过，这次却有所不同。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办法对这一财政操纵行为采取补救措施，2023年和2024年的预算资金肯定会出现缺口。
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现政府的一记沉重耳光。朔尔茨总理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他在2021年设计这一做法时没有看到其中的问题。绿党受到的影响可能比朔尔茨总理更大，因为他们从这笔钱中获益最多。早在今年6月，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部长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就已经公开提出质疑：如果没有这笔资金，政府是否还能够获胜？
德国总理朔尔茨（资料图/新华社）
自由民主党人的心态则有些复杂，因为虽然他们反对绿党的许多项目，但同时他们也反对任何新的发债行为。让我们明确如下一点：所有“影子会计”行为，无论是否符合宪法，无论被贴上“影子会计”这样的标签还是被委婉地称为“独立资产”，都是新的债务。
而在另一方面，其实财政部长林德纳把这个游戏不只玩了一次。在继承了数百亿欧元的应对新冠疫情遗留资金之后，作为俄乌战争爆发后德国军队的一次性升级资金，他还跟随朔尔茨总理创建了另一项1000亿欧元的“单独资金”（这是一笔新的债务）。此后不久，他甚至创造了另一个影子会计“独立资产”，这次是2000亿欧元，目的是为制定天然气和电力价格上限提供资金，以应对不再购买俄天然气之后天然气价格的飙升。
基督教民主联盟已经宣布他们也要追究采取此类“紧急措施”的合法性。其实，应对俄乌战争似乎更符合暂停执行“债务刹车”的情况，而不是在事情发生很久之后将未使用的新冠疫情应对资金重新划拨给其他项目。
1 2 下一页 余下全文·德国可能面临的财政困境
那么德国现在该怎么办呢？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痛苦的道路，因为负债消费要比只花口袋里的钱容易得多，就像醉酒的水手一样花钱，然后把账单留给未来的世代去处理。德国政府已经发布了支出冻结令，对尚未有法定支付义务的每一欧元都将进行重新审查。在获得批准前不久，2024年的财政预算突然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这个需要审查的项目清单太长了。举例来说，我之前写过的对在德国东部建设台积电工厂的补贴可能就会被取消。此外，为改善私人住宅的隔热提供补贴、建立氢经济、为电动汽车提供补贴、为能源密集型产业设定电价上限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重新讨论。
麻烦还不仅如此：资金是可以转移的，其他地方的节约开支也有助于填补眼下的缺口。这样一来，所有一切开支项目都会受到重新审查。这是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甚至可能让政府垮台，而本届政府的四年任期眼下才过一半。
自由民主党倾向于掏空社会保障资金，而社会民主党则在拼命地重塑自己的社会形象。在参与执政的两年里，绿党不得不吞下很多苦果，因为他们的理想主义面临着那些需要维持生计的人提出的严酷的政治现实。那笔新冠疫情应对剩余资金是将这些不同利益派别联系在一起的完美粘合剂。
今年9月发生于柏林的一次气候保护大游行（资料图/德媒）
从中期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许多人现在都在问：“债务刹车”到底是不是一个合理的机制呢？
基督教民主联盟已经拒绝支持任何再次修改宪法以取消或放宽“债务刹车”的动议，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获得再次修改宪法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票是不可能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从反对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曾导致政党立场转变，在过去出现多次。
最后，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次我的感情很复杂。
从内心来讲，我是一个财政保守主义者。在世界各地，不计后果的印钞行为十分猖獗。但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通过印钞致富，也几乎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摆脱债务。用比泡沫破裂更快的速度来让货币贬值，以此来拖延时间，这样做迟早会以彻底的失败告终。没有人能预测这一刻何时到来——这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时间越晚，最终的结果就越具有破坏性。
话虽如此，德国咬紧牙关，坚持去落实“债务刹车”的做法是正确的吗？也未必！因为德国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体，我们甚至都没有自己的主权货币了。作为欧元区的一部分，德国没有能力单独保证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事实上，德国与奥地利、荷兰等执行类似政策的国家在欧元区内部只能算是少数派。
一个并非不太可能的选项是，无论欧元危机是否会卷土重来，无论我们是否看到其他主权债务危机、违约和其他金融混乱，其他欧元区国家和其他全球经济体可以利用债务推动的支出来改造他们的基础设施、教育体系及其他领域，这将在未来几十年里产生明显的效果。在某一时刻，一定会出现某种“开机重启”。实际上，即便是像德国政府这样受人尊敬的政府，也在使用表外、影子会计等金融技巧，这表明我们距离“开机重启”已经并不遥远。
在这种情况下，储蓄和财富将蒸发，因为一个人的储蓄就是另一个人的债务，如果债务无法偿还，我们储蓄的财富也将不复存在。但现代化的交通、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以及高技能的劳动力还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悲惨的境地：它曾试图通过紧缩来遏制这一趋势，因此必然会向其他愿意投资的国家输出资本，即便这些国家已经因此入不敷出。当音乐停止时，我们将两手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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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月20日晚，德国财政部冻结了未来几乎全部财政支出计划。财政部国务秘书格拉兹（Werner Glatzer）在通知中称，“对于联邦财政来说，当务之急是审核预算总体形势”。有德媒解释，“只有当国库确实缺钱时，政府才会使用这样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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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根据欧盟统计局今年10月份的数据，截至2023年第二季度末，欧盟各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数据如下：希腊为166.5%，意大利为142.4%，法国为111.9%，欧元区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0.3%。美国的比例是128%，而中国为68%。
严格来说，德国所修改的宪法内容在欧元区已经是一项被各国广泛接受的协议，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制裁机制，包括法国、意大利等大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很随意地违反了这项协议。我稍后会再次提到这个问题。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几年里，新修改的宪法帮助德国把债务降到了GDP的59.5%。但是，“债务刹车”允许在国家紧急状态下或经济衰退期间越过发债红线，为了支付应对新冠疫情所需资金，德国于2020年暂停执行“债务刹车”。
事实上，德国当时的发债数额太高了，甚至超过了实际的最终需求，就这样超过的600亿欧元没有被花掉。我们的现任总理、曾在大联合政府末期担任财政部长的社会民主党人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并没有偿还这笔未用完的债务，而是决定把这笔钱作为未来几年的缓冲之用。
他在公众面前把自己描绘成财政“黑字”的坚定捍卫者，也就是说他在制定年度预算时不会额外发行新债务。然而，由于新冠疫情救助资金被指定为“表外”，他可以保持自己的这种财政“黑字”捍卫者形象，并从未用完的那600亿欧元中获益。巧妙的话术，再加上容易上当受骗的社会大众，使这一骗局成功得逞。
2021年大选后，朔尔茨所属的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于2021年10月组成了一个新政府，即所谓的“交通灯”联盟——因为交通灯代表了这几个政党的颜色。现在，自由民主党人控制着财政部，并且自诩为“小政府和削减债务的最坚定支持者”，他们很高兴地继承了那笔慷慨的资金。
“交通灯”联盟把抗击新冠疫情时未用完的资金重新分配给一个旨在达成气候保护目标的过渡基金，比如说，可以把这笔钱用于改造德国铁路老化的设施，补贴热泵代替天然气供暖以及许多其他的项目。其中大部分是绿党人士及其所担任的经济部长、环境部长的优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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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的法律体系中，法官是一个独立的实体，除了正确解释我们的宪法之外，不应把法律裁决对政治、经济或其他领域的影响纳入考虑。法官为自己的裁决找到了三项根据，每一项根据都意味着那笔资金的再利用是非法行为。
其中，“债务刹车”是基础。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暂停执行“债务刹车”，而新冠疫情符合这一标准。然而，当前把资金用于德国经济生态转型并不符合这一标准，它与应对新冠疫情这样的天灾是不同的。2021年资金到位与2023年和2024年的预期使用之间的时间差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最后，上届政府在2021财年结束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这也违反了关于制定下一年财政预算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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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理朔尔茨（资料图/新华社）
自由民主党人的心态则有些复杂，因为虽然他们反对绿党的许多项目，但同时他们也反对任何新的发债行为。让我们明确如下一点：所有“影子会计”行为，无论是否符合宪法，无论被贴上“影子会计”这样的标签还是被委婉地称为“独立资产”，都是新的债务。
而在另一方面，其实财政部长林德纳把这个游戏不只玩了一次。在继承了数百亿欧元的应对新冠疫情遗留资金之后，作为俄乌战争爆发后德国军队的一次性升级资金，他还跟随朔尔茨总理创建了另一项1000亿欧元的“单独资金”（这是一笔新的债务）。此后不久，他甚至创造了另一个影子会计“独立资产”，这次是2000亿欧元，目的是为制定天然气和电力价格上限提供资金，以应对不再购买俄天然气之后天然气价格的飙升。
基督教民主联盟已经宣布他们也要追究采取此类“紧急措施”的合法性。其实，应对俄乌战争似乎更符合暂停执行“债务刹车”的情况，而不是在事情发生很久之后将未使用的新冠疫情应对资金重新划拨给其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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