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毛骨悚然且荒唐的真实故事
丈夫突然来了句:“老陈今天不来吃饭吗?”昨天,老陈死了。
前一天,马冬梅锁好卧室的门就直接去了菜市场卖猪肉的摊位,特意挑选了两块大骨头。她问剁肉师傅骨头要怎样才能砸碎,她儿子喜欢吃骨髓。师傅回答自己回去多炖炖,再使劲敲一下就碎了。
老陈是马冬梅的情人。马冬梅和儿子以及丈夫一家三口都住在老陈的房子里。如此异样的生活,他们已经过了十几年,老陈来家里吃晚饭,意味着晚上要在家里住。老陈通常和马冬梅睡主卧,儿子睡另一个卧室,而她的丈夫就睡客厅的沙发。十几年了一直如此。
晚饭后,丈夫想和马冬梅一起睡,只有当老陈几天都不来的时候,他才有机会跟马冬梅睡。马冬梅看着卧室窗边的尸体,思考着骨头要怎么处理的当下,拒绝了丈夫。
被害人老陈,一个月没回家了,电话也不接,老陈的妻子就报了案。警察第一个就传唤了马冬梅。
当时,马冬梅乖巧坐在家里等警察。警察也没怀疑过她。要不是她淡淡说了一句:“我把他杀了”,很可能警察无法抓到她。以至于警察在笔录上完整的写下了“我把他杀了”时,才反应过来。
马冬梅的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
“你当时为什么要杀老陈?”
“老陈死了,就没人和我要房子了。”
老陈的生意出了点问题,资金链断了,大伤元气。他想把马冬梅住的房子给卖了。但马冬梅多次表示不同意。老陈的态度越来越强硬。这一天,他看了眼丈夫买回来的豆浆油条,对马冬梅说:“着房子最近就要卖了。”闷头吃豆腐脑的丈夫立刻抬起头“房子卖了,我们住哪?我不同意!”马冬梅叹了一口气“你不同意有什么用,房子又不是你的。”
于是,那天中午,马冬梅抽出了一个枕头,静静的看着午睡的老陈打着呼噜。她把枕头捂在了老陈脸上。直到老陈没了动静。从那时起,她意识到老陈再也不会提卖房的事了。
马冬梅买了一口大蒸锅,不知道煮了多少锅,满屋子都是炖肉的味道,把煮烂的肉全部倒进了下水道,再跟剁肉师傅讨教了处理骨头的办法,把老陈的最后一部分也处理掉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马冬梅一个人到底能不能完成杀人且分尸的过程?
老陈有两百多斤,马冬梅按说制服不了他。可是,丈夫对于马冬梅的态度以及马冬梅与丈夫的相处模式。丈夫不值得马冬梅包庇他,那有没有可能是上高中了的儿子?
后来律师这样问她:“以老陈的身高和体重,你很难得逞吧?”马冬梅面色大变,律师马上接着说“我看你对丈夫怨气挺大的,如果真是丈夫帮你,你肯定不会替他扛着。”
说完,律师观察马冬梅的反应。眼神有复杂,有不信任,有担忧,有厌恶,但是最终眼神坚定:“这事没那么多疑问,就是我干的”她的反应让律师觉得,当时知情的,至少不是丈夫一个人。丈夫,不值得她如此紧张。
马冬梅和丈夫的关系,何至于此?
马冬梅和她丈夫结婚近二十年。从结婚的那天开始,两个人对房子的渴望就没断过。
老陈比马冬梅大了将近十岁。做木材生意,算是最早搞“外贸”的商人之一,合作伙伴是俄罗斯那边的人。马冬梅对“外贸”两个字生出一种崇拜感,内心没有挣扎就跟了老陈。
丈夫很快发现了异样,但他不敢贸然去问。只因贪恋马冬梅的美貌,害怕她提离婚。这一天,马冬梅告诉丈夫,朋友有一套房,他们可以搬过去住,不收租金。可以省下很多钱。
最开始的时候,老陈趁着丈夫上班时,才偷偷摸摸的来。后来,老陈就干脆明目张胆住进来了。
那几年,丈夫所在的工厂收益下滑严重。他在裁员名单中。下岗以后,丈夫没事就在小区溜达。甚至有些好奇且不怕事的邻居问他:“晚上到底是谁跟你媳妇一张床,还是你们三个一起?”面对各种难堪的问题,他在警察面前回应道:“人的适应力是很强的。”仿佛破罐子破摔,丈夫丝毫不担心没有收入,仿佛度假一般。他也不想出去上班,他说:“这辈子只要不穷死,再也不会出去上班了。就窝在这个小区直到老死。”
又没过多久,老陈就光明正大住进了主卧室,丈夫于是接受了睡沙发的命运。从那以后开始,老陈就负担起了这个家的全部支出。给个月给马冬梅一两千块钱,一家人就靠这一两千活着。
也许最开始午夜梦回时,丈夫也曾拿着刀站在主卧室门口,想进去剁了马冬梅和老陈。然而,最终在唾手可得的物质面前,他在门口站到四肢发麻,意识模糊,还是爬回沙发上睡着了。
丈夫说:“这也算有得有失。”他能损失什么呢?毕竟除了风言风语,他什么也没损失。反倒靠着老陈且吸着马冬梅的血。活得越来越滋润。他只不过把跟自己过一辈子的老婆卖了一个廉价的价钱,顺便把自己的尊严当作了赠品附送,生而为人,他并不为此表示道歉。
在千年万年的历史尺度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生活有螺旋式的相似性。悲剧和喜剧都在一次次重演,但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有太多的悲欢都是转瞬即逝,永不复还。人生很短,很多理想,很多爱,都无法实现。难道因为如此,我们就逃避生命的沉重,滑入无意义的轻松?一个人如歌抉择,世界其实无所谓,从根本上来说,没有一个人在世界是不可缺少的,也没有一个人在世界是多余的。仔细思考一下生命的“轻”和“重”,本质上是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大的尊重。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接近真切和实在。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便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人将变得似真非真,虽自由但毫无意义。
对于马冬梅来说,她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或许不是杀人,而是嫁给了她丈夫。
她没什么技术,挣的钱不够自己花,但她从来不缺钱,因为长得好看。随着年龄增长,想跟她结婚的人越来越少,她处境尴尬。她必须找到一个能够使她依附后半生的“老实人”。
她的丈夫不在乎她的过去,更重要的是,丈夫愿意把所有的钱给她花。
马冬梅本想跟有房子的男人结婚,但迫于形势,还是领了证。事到如今“老实人”的评价变成了“不能算一个男人”。
律师邀请丈夫谈话,聊起给受害人家属赔偿。丈夫马上表现得不友好了“我现在也很惨,没有房住,我都出来上班了,还想我怎样?”丈夫说得好像上班挣钱不是自己应该做的事,而是被逼无奈。“我已近十来年没上过班了,家里花销也是马冬梅在管,你去问问她有没有存款。你也知道马冬梅和老陈都干了什么,她要是再不给我钱,我能认吗?哪个男人愿意带绿帽子!”
丈夫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说得这般理直气壮,隐隐约约还有一种自豪的味道掺杂。
结婚以后,马冬梅以自己不能太累为由,果断辞职了。对此,丈夫一开始举双手赞成,认为马冬梅天天在家待着,能收收心,远离外面的狂蜂浪碟。然而,丈夫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收入根本支撑不起这个小家庭。
马冬梅想让丈夫换一份工作,但丈夫畏首畏尾,他想在工厂继续干下去,工资不高,但是稳定。马冬梅为此跟丈夫吵过,打过,每次丈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马冬梅说“面对惨淡的现实,尊严一文不值。我想过好日子,但是没有来钱的道,也就是爹妈给我一副好皮囊。”因此,她认识了老陈,心甘情愿跟了他。
鲁迅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在社会生活中,爱情最大的危机是不堪重负,当一个人把人生所有的希望都放到爱情的期待里,也就把爱情变成了摇摇欲坠的起重机。
爱情的本质是一种力量的相互放大,是一种锦上添花。两个人都有对未来的向往,都有生命的创造力。相爱就是彼此欣赏,彼此加油,这样才有爱情的感觉。
如果把爱情和婚姻看成改变命运的救生圈,看成解决自身生存的良方,这种所谓的爱,其实只是爱自己。动机和欲望都非常狭隘,是把自己的未来强加给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