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性侵，她们为何无法说“不”

热播剧《不完美受害人》里，女主角赵寻是一个不够“完美”的受害人。她有些小懦弱——和她的老板发生了性关系，全程没有反抗也没有说“不”，但事后她对警方表示自己并不愿意，并认为自己被强奸；她还有些小贪婪——在老板此前一次次用礼物示好时，她并没有拒收。

那么这样一个不完美受害人不配得到法律的保护和舆论的支持吗？她为什么不敢说“不”，她到底在怕什么？为了给这些问题找到一个答案，我们采访了该剧的两位编剧。

“既然职场性骚扰这么困扰你，你为什么不辞职？你为什么没有向公安机关求助，向他的上级投诉呢？案发时你有机会也有条件逃离现场，你为什么没有那么做？你为什么放弃任何言语、肢体上的反抗？你有跟他表达过‘我不愿意，别这样’的类似意思吗？”

热播剧《不完美受害人》接近大结局时，警官晏明回忆起自己七年前遇到的一起强奸案。面对受害人，她抛出了上述问题，对方目光躲闪，难以作答。最终因证据不足，案件被撤销。次日，女孩自杀。

七年后，又一个不完美受害人出现了。她叫赵寻。从世俗的角度看，她的确不那么完美。她有些小懦弱——酒后和她的老板，一个名叫成功的男人发生了性关系，事后她说自己其实不愿意，认为是被强奸，但她全程没有说出那个“不”字；她有些小贪婪——在老板此前一次次用礼物示好时，她没有拒绝，甚至把那些奢侈品穿在身上，打量着镜子里明艳动人的自己。也因此，当报警后，成功在审讯室翘着二郎腿靠在椅背上，坚称自己不可能强迫对方，他们是“潜在的情人关系”，并反问，“你觉得我有必要去强迫别人吗？”

这时，视频网站的弹幕纷纷出来站队，有人共情赵寻“作为受害者，她不敢拒绝，就是被强迫”，有人认为她是“又想保自己，又想高攀”，甚至“仙人跳”，有人认定成功才是被“设局诬陷”的受害人。剧情的悬疑和有关职场性侵犯的讨论由此展开。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就像我们永远不可能把贪婪跟软弱从自己的人性中摘出去。所以怎么样去直面自己曾经有过的小小软弱、贪婪，让我们的勇敢释放出来，如何跟不完美的自己来自处，是这部戏要说的。”《不完美受害人》的编剧高璇告诉我们。

从2017年开始，有关职场性骚扰/性侵犯的事件开始引发公众关注，她和另一位编剧任宝茹研究了国内外大量案例后发现，“受害者总是处在无法说清自己的状态，这就导致她没办法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整个案件到最后往往不了了之。发声的人要么做了和解，要么败诉，要么被荡妇羞辱。”

当“职场性骚扰的核心不是性，而是权力”这句话出现在公众讨论中，她们醍醐灌顶，开始真正意识到为什么受害者无法开口说“不”。

“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赵寻”

Q：《不完美受害人》从一起职场性侵事件切入，聚焦女性困境，涉及职场性侵害、家暴、网暴、精神PUA等近年来热门的社会议题，创作这部剧本的灵感来源和初衷是什么？

高璇：跟大家一样，我们观察到职场性骚扰、霸凌，包括PUA，已经成为广泛讨论的社会议题，而且由于现在年轻人公民平权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受害者能鼓起勇气在第一时间发声、指控，这是一个特别可喜的现象。

另外，必须得承认，我国司法也在进步。《民法典》第1010条新增了性骚扰的民事案由以后，受害者可以根据这一条去指控性骚扰的施害者，不光是女告男，也可以男告女、男告男、女告女，不分性别。这给了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法律武器来帮助自己、治愈自己，作为取得公平和正义的一个途径。司法已经走在前面了。

而国内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真正深入探讨这类社会议题的影视作品，出于编剧的责任和使命，这是我们的所有动力和缘起，也是一定要创作这部作品的冲动所在。

Q：二位编剧一直致力于现实题材的创作，在创作剧本时，对相关的社会事件有哪些关注和思考？《不完美受害人》这部剧作中的主要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事件中有原型吗？

高璇：这个剧本的创意缘起是在2017年，当时席卷全球的平权运动我们自己也感同身受。我们观测了几乎从2017年到现在这五六年间，所有中国和外国的此类社会事件和案件，去研究受害者和施害者，根据新闻报道来揣测他们的心理，并推演每一起事件的真相。

对我们最大的一次启发是在2018年，当时有一次讨论提到职场性骚扰的核心不是性，而是权力。当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才知道我们小时候遭受这些的时候，自己怕的是什么。

这种恐惧长期困扰我们，其实可能说出来伤害并不大，但为什么在我们记忆中还留有那么深刻的屈辱感？我知道了自己怕的是什么，是权力不对等。这种不对等下的职场性骚扰在受害者心里留下的长期阴影需要抒发，也需要表达，进而治愈自己。所有有此类经历的受害者，无论是男是女，可能都需要这样的一种方式。

任宝茹：至于剧中的主角，我们并没有具体的原型。是基于大量社会生活的观察，出于戏剧需求，捏造出来的符合戏剧规律的人物，但他或她一定是符合社会现实的。

赵寻这个人物，我们前期做了大量的访谈，是针对身边关系比较近的亲朋好友的聊天式访谈。大家共性很强，基本都遇到过职场性骚扰。所以我们要走近赵寻并不难，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她，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路历程，是能产生共鸣的。

至于成功这个人物，其实是基于我们长期对成功人士的观察——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在职场里面仰望他们，一直到现在，这个角色不来自于任何一个现实案例中的人物，也不符合现实中任何一个案例，因为没有一个案例像我们这样从刑事走向了民事。

剧中这起案件历经了一起刑诉和两起民诉，没有一个现实中的案子像赵寻这样，受害者穷尽了司法流程，呐喊发声，讲述自己被侵害的遭遇，获得最终的胜诉。它完全是我们虚构出来的。当然我们希望戏剧能照进现实，因为司法已经准备好了。

Q：剧播出之后，收到了哪些观众反馈和讨论？其中哪些是在意料之中的？哪些是超出预期的？如何回应大家的一些争议？

任宝茹：这个戏所有的争议都在我的意料之中，我们已经想到了它可能带来的争议。因为赵寻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她的每一步行动都会引起质疑和讨论，比如前期弹幕中始终有人在质疑她别有用心，当然也有更多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表达了对她的共情。我们也是希望引起这样的讨论，这么敏感复杂多元性的话题，要是不引起讨论，那就是失败的。

Q：剧集开播后，赵寻前后矛盾的说法和态度是弹幕中一些观众迷惑的点和争论所在，也是悬疑所在。对于创作者而言，赵寻代表的是怎样的女性形象和内心纠葛？她为什么不敢说“不”，为什么会撒谎，又为什么会在先配合警方调查后又否认性侵？

高璇：开始创作这个题材时，我们最感兴趣的就是赵寻这样一个人物。我们关注到，在大量类似事件中，女性受害者总是容易处在一种无法说清自己的状态，这就导致她没有办法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最后整个案件不了了之，被羞辱之后就偃旗息鼓，或是做了和解或者败诉。这是大量存在的现实情况，我们想要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你把自己代入赵寻的位置上，再去想她的纠结，她每一步的摇摆，包括她的撒谎，就都能理解了。因为她只要往前走，想要去对抗，就要面临巨大压力，来自公司的，来自上司的，甚至是父母朋友的。所有对她的舆论压力她都要扛起来，才能往前走这一步。

所以她会犹豫——缩回来，她就只需要面对自己，面对自己是最容易的，不用对任何人交代。可能很多女生用很多年的时间去消化这种伤害，但她消化不了，就要出来重新为自己伸张正义。这时候想赢的心压过一切，可能就犯了撒谎这样一个比较傻的错误。

任宝茹：赵寻一点都不难理解，只要你试图去共情。很多女性受害者都承受着这样的羞辱。尤其是当无法通过司法途径取得胜诉的时候，她们就成了那个诬告者。

我们试图通过这样一部戏去展现一类受害者，不见得是全部受害者。他（她）们为什么证据不足？是因为他（她）们没有勇敢地说“不”。但是不勇敢说“不”，是有其合理化逻辑的，他（她）们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心路历程，才能从弱者走向强大，这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们想通过这部戏让观众理解，这个过程是合理的，是可以接受的，希望以后大众能对这类受害者宽容一些，也让这类受害者明白自己在过程中到底怕什么。如果你最终选择走向反抗的话，就要在第一时间勇敢说“不”。

通过这个人物，我们希望弥合观众对不完美受害者的理解。整部剧就是赵寻的成长过程。今天（指7月21日采访当天）晚上有一集就是林阚对赵寻行为的解释——那晚有很大一部分她自己也无法面对，我们试图通过这样的剧情告诉观众，她的撒谎也是有合理性的，可能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成立的。她只是想遮挡自己道德品行的一个瑕疵，但那不意味着她没有被侵害。

认知差异的背后，是权力不对等

Q：对于成功这个人，你们是如何来呈现和塑造的？从开头的剧情中，他拥有很多情人，包括他身边的副总或者他自认为是情人的助理，且一点也不觉得这有问题。面对警方时，赵寻也能说出“没有女人能拒绝他”的话，是什么让双方有这样的认知？

高璇：在塑造成功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现在的样子，另一个选择是把他写得更绝对一点，更自私一点，面目更丑恶和狰狞一点，甚至会用威权更可怕地压制赵寻。

这样非黑即白的表达可能会爽，女性的反抗也会爽，但如果这样呈现，女性受害者的犹犹豫豫会被削弱。说句心里话，我们想塑造一个非常有魅力、有权威的权力高位者，而不是把他妖魔化。我们生活中看到的经常都是充满人格魅力的人，但他们没有人格缺陷吗？我们想把他人性恶的部分压到最低，将人性缺陷的部分放大。

如果我们写一个非黑即白的强奸犯罪，观众迅速站队，然后等着看一群女性去讨伐他，这不是我们选择的方向。我们更想看的是，即便像这样一个大家认为所有女性都无法拒绝的男性，他依然有可能伤害女性，成为性侵的施害者。这样的讨论才有意义，才会让所有施害者有自省。

事实上我们这部戏最后也写了成功的自省。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有智商、有学识、有地位的人，认识到自己的认知误区后有一个自省，这样的话才有希望。其实他的形象看起来越完美，他的欺骗性和隐蔽性就越强，这是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情况，甚至有的女生一开始以为自己是真的被这个人吸引了。

讨论演员人选的时候，我们俩一直在强调高端商务，而且要充满魅力，穿上西装要帅。刘奕君是最合适的人选，他确实有这款气质。同时我们不希望他是咄咄逼人的威权者，他一定是一个温柔的谦谦君子，他也很自信，周边很多女性都是他的情人，他觉得自己可以轻易得到她们。

Q：他的自信来自哪里？

任宝茹：首先是他的身份地位成就，其次确实有魅力，他的身材管理和气质都很不错。

我们其实就是想设置这样一个男性角色——他觉得100个女性都会接受他，其中有99个可能真的是接受的，不管是被他的地位魅力还是金钱吸引。但是有一个不愿意，我们就是想用这一个人告诉这样的施害者，不是所有女性都接受你。

当然，成功和赵寻之间也存在认知差异。成功会觉得自己非常有魅力，但这种魅力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权力和金钱的加持。

Q：这种认知差异在剧中一直有体现，比如那一晚发生的事及二人的关系。成功说他们是情人关系，认为自己“尊重女性，对任何女人都很温柔”，而赵寻最终指控他强奸，为什么双方对于同一件事，会出现这么大的认知差异？

高璇：这种认知差异背后就是权力关系不平等，所以他们看到的东西是不可能一样的。

成功的逻辑是，我给的所有你都理所当然欣然接受，而赵寻真实的内心是不能，也不敢说给成功的，所以对方不知道，他俩的信息是不对等的。这种信息不对等，就是因为阶级地位的差异导致低位者根本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心境造成的。

“受害者不应该有完美和不完美之分”

Q：第一集中，赵寻被警方带走后先去医院做身体检查再到警局接受询问，这些场景、过程包括赵寻的反应和表情都呈现得很细致，这是很少在国产剧中看到的镜头，为什么会如此呈现？

任宝茹：我们既然想写一个受害者完整的经历，就想要都呈现出来。

其实我们经常在很多案件当中看到，一些女性受害者在报警阶段，就因为无法承受这些——不管是身体检查，还是长时间问讯，不停反复被追问自己受伤害的细节过程就已经足够令她们崩溃了，甚至在这个阶段就已经没有信心再坚持下去，就不报警了。

这些过程的展现能让观众直观地看到这是一种伤害的延伸。

高璇：这也来自于我们对真实情况的了解。

女性受害者在强奸报警后接受笔录和体检，很多人觉得是二次伤害。因为她们在这个过程中要非常细节地讲述自己被侵害的过程，这让她们觉得羞耻，完全无法承受，而体检又是一次折磨。

我们当时看过一个数据，在一线城市里，强奸罪的女性受害者有30%~40%在报警阶段就已经放弃指控了，她们受不了接受这样的一个过程——长达六七个小时描述非常多的细节，我们想把这个过程展现出来，让观众感受到一个女性受害者她站到法庭上指控要走很长的一段路。这样的话，观众就更能理解赵寻为什么第一次去公安局做笔录的时候，选择了放弃指控。因为那个晚上她过不去了，这是二次伤害。

我记得去年看到过对于强奸案执法上的一个内部指导意见，里面指出，在办涉及女性受害者的强奸案中，一定要有一个女性警官主办。在问询女性受害人的时候，最好是两名女警进行问询。很欣慰能看到这样的进步。

Q：剧名叫《不完美受害人》，你们如何定义“不完美”？

任宝茹：受害者就是受害者，本来也不应该有完美和不完美之分。但就是因为现在很多案件里老说所谓完美受害者，你不是完美受害者，所以案子经常会进展不顺利。

高璇：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就像我们永远不可能把贪婪跟软弱从自己的人性中摘出去。所以怎么样去直面自己曾经有过的小小软弱、贪婪，让我们的勇敢释放出来，如何跟不完美的自己来自处，是这部戏要说的。

司法既然走在了前面，我们影视也赶紧跟上吧

Q：创作这部剧本和完成这部剧，主创们做了哪些准备？其中有哪些内容是只有你们自己亲身经历过，才创作出来的？

高璇：我们做的最大工作就是跟两位法律顾问的密切合作与讨论，在提纲一个字都没有、故事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我们就到上海让他们帮我们用司法逻辑推这个故事。进入大纲剧本阶段，两位律师也亦步亦趋，参与讨论几乎每个细节，不光是讨论法律细节，还有人物逻辑。

到了拍摄阶段，导演跟演员都希望两位法律顾问以及公安顾问都到场指导。在拍摄一场刑事诉讼庭审戏和两场民事诉讼的庭审戏的时候，两位律师都在现场，公安顾问也全程指导。我们拍多少小时，他们就在场多久。

除了之前大量的阅读和资料搜集，包括跟身边的女性朋友们做访谈之外，我们几乎全部主要的准备工作都是跟两位法律顾问一起进行的。

任宝茹：剧中成功跟辛路离婚的博弈，两人关于股权分割，关于一致行动人的那些内容，是我们大量跟金融圈或者大公司高管的朋友讨论出来的。我们了解了很多高管的离婚案例，才能够把这个东西设计和呈现出来。

至于其他，无论是职场骚扰，还是酒桌文化中的女性，都是我们的亲身经历。我们写这个戏，首先自己就是赵寻。

Q：剧本从2017年就开始筹备和策划，后来花了多长时间创作出来的？

高璇：我们从2017 、2018年就开始构思，2019年7月份开始写大纲，花了4个月写好大纲。本来应该2020年写剧本，结果疫情之后我们优先去创作抗疫剧《在一起》了，写了三四个月，再回来发现怎么找不着手感了。真正的剧本是从2020年的8月份一直写到了2021年12月。

Q：2021年1月刚好《民法典》开始实施。

高璇：对。所以我们原来设计的结尾不是现在这样的，2020年的时候《民法典》没有实施，它正式实施是2021年1月1号。（《民法典》第1010条新增了关于性骚扰的相关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刚写完了15集，《民法典》就实施了，首次增设了性骚扰民事案由。我们就想，为什么不帮赵寻以这样的案由去反诉呢？

我们马上联系律师，看看结尾是不是要改。我们俩想好了怎么改，请他们听听有什么问题，法理上走不走得通。

原来设计的结局，我们只能通过成功撤诉来收尾——他在法庭上听了林阚为赵寻作的辩护，意识到自己真的伤害了赵寻，最后撤诉了。因为《民法典》没有实施之前，赵寻无法在民事上去追究成功的责任，反而是成功告赵寻侵犯名誉权。

现在的结尾是民事法庭最终判决，成功构成对赵寻人格权的侵犯，这更能让受害者有一种胜利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结尾更能治愈，更有力量。

司法既然走在了前面，我们影视也赶紧跟上吧。

Q：在跟周迅这次合作中，有哪些令你们印象深刻的事吗？

任宝茹：周迅饰演的林阚是一个律师。她大段关于法理的阐述和辩护的台词，对于非法律从业者来说是非常难的。我记得当时她把40场要命的戏挑出来了，随时随地都在准备。整个拍戏过程中，我会发现她今天准备的台词经常是一周以后的，而不是明天的。

有一场法庭戏，所有人都觉得太难为她了，律师辩护词是可以在电脑上显示的，我们就说你把特别难背的那段放在电脑上也可以，执行导演也准备了巨大的提词器。但到现场后，导演说走一遍，周迅的台词像流水一样就出来了。所有人，连我们的法律顾问全部都傻了，说太厉害了。

为米芒正当防卫辩护的那场戏，辩护词的台词有整整两页A4纸。到了她拍的时候，一口气6分钟，一个磕巴都没打就出来了。我觉得她对台词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微表情都做得很到位。我们每个机位会拍好多条，等于这一段台词，换个机位要说好几遍，但每一遍都是这样。

戏拍了100天，周迅从现场下来都不会跑到房车里去，而是经常坐在监视器前，跟我们和导演交流。她的创作状态完全是沉浸式的，也不会说谁探班就去喝酒了，从开机到杀青，她只喝了一顿开机宴的酒，其他都不参加。因为林阚这个角色要瘦，她始终要保证自己在最佳的状态里。

我们原本设定林阚这个角色可能更锐利点，但是周迅特别淡，她会把人物更加往里收，呈现出了更强的魅力，主打一个情绪稳定。

Q：自2020年开始，女性题材在国产剧中成了大热门，《不完美受害人》区别于前两年大热的女性题材剧的最大不同是什么？

任宝茹：我们火力比较集中深入在一件事儿上，我在弹幕上看到很多人说，就是这一个事儿吗？大家可能都想说这一件事怎么能写29集？

其实我们恰恰就是想非常深入地把这一件事写透，这可能是我们跟别的这种类似题材不太一样的地方。由于题材的敏感性，选择这个题材，我们就做好了准备，你要不敢就别写了。所以它承受的所有争论基本都在我们的预判之内。

这就是写这个题材的意义，社会讨论度已经这么高了，司法也在进步，我们看到欧美甚至全球都有这样的作品，我们如果一直缺席，是不是有点遗憾？

Q：我们当下所处的舆论环境和创作环境都比较微妙，跟过去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内容创作者，同时是现实题材影视剧的编剧，你们如何看待当前面临的挑战？

任宝茹：写作是很苦的一件事儿，写了这么多年，我发现只有一点最重要，就是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才写得动，才有真正的热情去承受创作的苦。时代在变，你永远处在不同阶段、不同年龄，那就写自己当下最想表达的东西，社会共情，就是我们找到自己跟当今社会最能连通的那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