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邓公推倒毛主席决策，老将们忧心忡忡，邓公：出事，我负责

1965年，在毛主席的倡议决策下，新中国废除了建国以来实行的军衔制度，获得了绝大部分人的赞成。

然而到了1988年，邓公却主动提出要恢复军衔制，并放出话来：出了事情我来负责！

那邓公为何要更改主席的决策，这背后是出于一种怎样的考量呢？

新中国军衔制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得人民解放军军队体制与世界接轨，确立正规化与逐步完成现代化建设，同时也为了给经历了数年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军人该有的荣誉，朱德总司令在1950年提出了要建立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度。

在他的倡议下，中央军委决定在次年试评，并建立全军的干部等级制度，到了1952年，我军评定的干部等级从上至下分为了：军委主席、副主席、总司令、军区司令员、政委、军委等一直到副排级共9等21级。由此全国各大军区，基本实现了干部的级别统一。

1953年，全军开始细化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完善军衔授衔规章以及军衔鉴定，制服式样与肩章款式以及标志的区别。

当时是由聂荣臻总参谋长牵头担任领导小组，专门负责推动军衔实施的工作事务。

到了1955年的1月，中央军委正式发布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全体干部的军衔评定标准进行了统一的规定，正兵团级可以评为上将；副兵团级和准兵团级可为中将；正、副军级可以评为少将，以此类推，直到副排级可被评为少尉和准尉。

当时由中央确定元帅和大将军的名单，中央军委授予上将、中将、和少将，各大军区授予校级军官，一层推动一层，很快在1955年国庆前夕，全体官兵的军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热闹非凡，当天在这里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军衔和勋章授予仪式，周恩来总理则把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以上的军衔命令状，颁布给了驻守在北京的军官。

这两天，各大军区司令员也在代表周总理授予各驻地的军人军衔典礼。

这次授衔一共有64.4万名军队干部，被授予准尉以上的军衔，准尉及尉官共计60.8万余人，校官3.2万人，将官和元帅一共1052位，而这其中就包括了令人津津乐道的开国十大元帅和开国十大将军。

元帅名单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

大将名单为：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无一不是为了新中国的成立，在革命的道路上浴血奋战，是他们和许许多多为国牺牲的战士一起打造了共和国的辉煌，铺平了新中国的建国之路。

而值得一提的是，在被授予将军军衔的人员中，还有贺炳炎、彭绍辉等八人在战争里失去的一条手臂，被大家尊称为“独臂将军”，当毛主席在亲自为他们授予军衔和勋章时不禁感叹：从古至今，只有我们红军才能培养出独臂将军这样的人才来！

于是在当年的国庆节典礼上，人们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受阅部队，全都身穿“五五式”军装，佩戴新制的军衔肩章、领章出现在了天安门前，而崭新的军装加上威武的军容，受到了国内外人士的热烈关注。

消失的军衔

1955年，军衔的出现是对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的肯定，也是军人荣誉的一种体现。

可如此具有积极意义的大事，却为何又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被毛主席亲口给废除了呢？

虽然军衔制度的出现大大提升了我军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程度，但是到了1958年的军委会议上，有很多将领就开始对军衔制度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不符合我军实际情况的体系制度，其主要原因有以下这些方面：

首先是很多军官在当初授衔时就被评低了，大多数低了一到两级，少部分甚至被评低了三到四级，这就导致了编制的军衔评定标准表到了后面，根本无法继续执行，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到了1960年，不得不再次出台了修订版的军衔表，里面将军官的职务下限压低了两级左右，但依旧无法从根本解决问题。

其次是关于军衔的晋升制度并不完善，由于准备仓促以及各种地区实际情况不同等原因，军衔晋级制度根本无法得到贯彻实施，最典型的就是条例规定少尉晋升至上校的时间为2至4年，但是大部分军官并不能按时晋升，尽管后来将晋升的年限再次拔高一年，但依旧有着相当多的军官不能按时晋升，这让他们产生了极大的意见，特别是数年来没有一个少将以上的高级军衔晋升，这种现象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都是极不正常的。

还有军衔的差距，并没有在待遇方面给予不同的对待，其他国家的军人都以军衔的区别来确定待遇的差别，军衔是全部获得酬劳的重要依据，但是我军却在军衔评定后，依然只以职务的高低作为待遇的评定标准，而军衔成了一个摆设的空架子。

最后是军衔的外在区分并不清晰，因为只有佩戴不同的军衔标志，才能加以区分，虽然容易看出人员等级上的差别，更有利于军队的统一指挥与上下级管理，但是在当年却被认为不利于同志的团结，所以导致许多军官不敢佩戴军衔，军衔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装饰物罢了。

基于以上几种情况，呼吁取消军衔制度的呼声愈来愈高，到了1964年夏天，为了宣扬保持我军发扬艰苦战斗的朴素传统，增强地方军民的团结性，贺龙联名罗瑞卿一同向毛主席请示减低军委干部的工资，毛主席也大手一挥表示“减掉！”。

之后，贺龙又接着请示问是不是把胸前的军衔牌子也一起取消算了，毛主席也立刻表示赞成，还说：我早就想把这个牌牌搞掉了，以前没有它，我们总是打胜仗，有了它之后怕是要打败仗了。

于是在，1965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从当年的6月1日开始生效，从这一天开始，解放军全体官兵脱下了具有象征性的“五五式”帽徽、肩章、领章和其他标志符号，戴上了红色五角星的帽徽和领章，至此持续了不到十年的军衔制度宣告结束，高级将领与基层士官之间单从外表再也看不出明显区别。

直到23年后，又在邓公的口中被重新提了出来。

再现共和国军衔

1988年，邓公为何要推倒毛主席的决策，坚持要恢复军衔制度呢？

1965年，取消军衔制度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军队中的等级矛盾，全体海陆空士兵以及公安队伍全都穿着一样的制式服装，头顶一颗红心帽徽，领章则是绣着革命的红旗，代表着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战斗精神。

但是之后又随之而来产生了更多的具体问题，尤其是在涉及到外交领域的出使和招待上，导致我国和其他国家无法按照既定的礼仪标准完成对接招待，好几次都出现了令人尴尬的情况。

更让人忧心的是，在对越的自卫反击战中，由于部队的整编和打乱，导致每当出现作战指挥员伤亡后，新的指挥员无法力压众人完成指挥权的交接工作，这也就出现了指挥的混乱和瘫痪，一度出现了战场形势的巨变。

没有健全的等级制度，也看不出外在的明显区别，军官的成长和军队的指挥以及外交上的矛盾，使得大家不得不又想起了之前的军衔制度。

于是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就有人在9月的全军工作干部会议上，提出要恢复军衔制，经过会议的讨论，在同年的11月，总政治部向中央军委提交了《关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其中首次正式提出军衔制的恢复。

到了1983年，中央军委正式成立了全面恢复军衔制度的工作小组，由总政治部牵头，以杨得志、萧克、王平等人为主要领导，开始研究和制定军官和士兵的部队服役条例，各军区负责起草文职干部和预备役士官的有关条例。

而在此期间，又有许多老兵和将领将当年的军衔制问题提了出来，害怕重蹈覆辙，同时这个举动，还违反了毛主席的亲自决策，万一出现不良后果，那么将要承担重大的过失浪潮。

对于这种情况，时任中央军委总书记的邓公亲自解释：这一次的军衔制度不同于1955年，这是为了适应军队现代化需要，便于军队管理，提升军队作战指挥，实现军队正规化所必需做的工作，同时还能提升军人的使命感，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也更方便。

而邓公看到大家如此畏惧不前，更是掷地有声地说道：新的军衔制度是建设我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一定要搞出来，你们不要怕，出了事情我来负责。

之后，为了表现出推动新的军衔制度的决心，邓公自己也以身作则推掉了自己的军衔，这表明，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军职的同样不能授衔，这为新军衔制度中，推动军队文职改动起到了相当好的带头作用。

而在吸取了之前军衔制度的失败和借鉴外国的先进做法，再结合我军实际情况，把军人的工资跟随军衔制度一起改革，处理好现役、退休军官之间的关系，均衡各方面的利益后，一个准备8年之久的，全新的军衔制度横空出世。

1988年4月，邓公亲自签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让我军第一次出现了文职队伍，随后更是在7月的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当天，邓公予以公布并批准实行，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度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里程碑。

同年9月，中央军委再次在中南海举行了上将级别的授衔仪式，由此带动全军一共授予将军军衔1452人，校官18万人，尉官40.5万余人。

当年的国庆大阅兵上，时隔23年之后，人民解放军又再次换上了新的服装，佩戴新的肩章和军衔标志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这也标志着我军向现代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从表面上来看，邓公推翻了毛主席之前的决策，但在每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应该实施更适合的政策以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而这也不正是毛主席思想中最重要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宝贵精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