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良好的经济基础是吸引外资的前提？

引言

为何说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良好的经济基础是吸引外资的前提？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经济基础顾名思义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根基，能反映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发展质量、能够根据此判断国家经济的发展前景。对于东道国经济基础的衡量，可以考虑经济依托的机制，即市场的状况。

经济基础指标

首先考虑市场规模，市场规模通常可以用一国的GDP总量即国家在一段时间内提供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的总量来衡量。

市场规模由于各国的人口总量不同，可比性较低，因此对于市场发展水平的衡量可以引入人均GDP指标，衡量在人口基础上的经济规模。对于经济总量的衡量也需伴随增长速度与波动率，由此能够分析出经济增长的趋势和未来经济增长的潜能，而经济波动性分析的是经济增长规模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情况。

总量、人均、增速、波动性比较完整地描述了经济规模的状况。市场机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价格，价格的增长情况，即一国的通货膨胀率反映市场中物价的增长状况，持续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影响经济的稳健增长。

通货膨胀也与失业率息息相关，如菲利普斯曲线与奥肯定理所述，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存在反向相关关系，虽然也有新的理论否定菲利普斯曲线，但是失业率仍是衡量一国经济绩效不可或缺的指标，是值得投资者关注的重要信息。

东道国对外资的接纳程度在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国家风险时十分关键，一国对外经济开放程度可以从贸易和投资两方面考虑。一般认为贸易开放度越高，进出口总量越大，东道国与我国的经济往来越密切，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越大。

还有投资开放程度、资本账户开放度，这些指标都能较好地体现出我国与东道国在经济方面的合作空间和潜能，两者的合作历史越长，总量越大，对东道国的投资风险便比较小，而且经验较为丰富，资本流入也会相对顺利。

因此，本文参照国家风险评级指标体系将经济基础分为：市场规模（GDP总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经济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经济增速波动性（GDP增速波动性）、通货膨胀（CPI）、失业率（失业人口/劳动人口）、贸易开放度、投资开放度、资本账户开放度。

偿债能力指标

偿债能力是指东道国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债务状况和未来偿还能力。先来考虑公共债务状况，公债是各级政府为融资凭政府信用向投资者提供的到期还本付息的债权凭证，公债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公共债务在经济增长状况良好的时候，是经济运作的得力助手，而当经济增速下滑，政府债务的风险因素也随之增加。在衡量公共债务规模时应该考虑与GDP作比，因而在各个东道国之间有可比性。

除了公共债务规模，还需探讨私人部门债务水平，私人部门债务不断累积会增加市场中的不确定性，也增加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参考CROIC-IWEP用银行业不良资产来衡量私人部门债务偿还情况，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为风险较高的贷款，不良贷款比率可以作为反映金融风险的指标。

对外债务，指东道国对国外的负债，外债规模若超过东道国对其偿付能力，会引发国家债务危机，会影响国家信誉，也会导致融资渠道变窄，增加经济中的风险。

除了外债规模，还引入短期外债与总外债之比作为短期内发生偿债危机可能性的度量指标。三个角度的债务规模能够反映一国负债的基本情况，也能反映东道国国家的债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国家在管理债务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有了债务规模，还需要了解东道国的债务清偿能力，其中财政收支产生的财政余额，能够反映政府财政的实力和状态，反映政府面对的债务压力。

对于外债的偿还能力，需要关注外汇储备水平，以及另外两个辅助说明的指标，即经常账户余额和贸易条件。外汇储备的来源一般分为贸易顺差、直接投资和国际热钱流入。经常账户余额是货物和服务出口净额、收入净额和经常转移净额的总和。

贸易条件可以反映国家宏观上国际贸易的绩效，反映对外贸易的盈利能力。这三者可以衡量东道国的外汇充裕程度，还有一项是否为储备货币发行国，补充说明对于外债的清偿能力。

因此，偿债能力这项一级指标下可以分为公共债务/GDP、外债/GDP、短期外债/总外债、财政余额/GDP、外债/外汇储备、经常账户余额/GDP、贸易条件、银行业不良资产比重、是否为储备货币发行国。

社会弹性指标

高效有序的社会环境是投资者在海外投资得到保证的基础。社会风险涉及的范围很广，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东道国的国家内部冲突问题，包括东道国对于国家存在的一些社会争议问题的态度和选择处理方式，国家内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种族歧视现象存在与否、影响如何，国家持怎样的态度，以及做出何种相关的规定。

还有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国民的东道国对各种宗教的态度，对于由宗教信仰引起的冲突的解决办法，国家处理相关社会问题的能力都极大地影响企业投资的风险。

社会安全也是企业需要考虑的方面，涉及到企业财产安全和企业工作人员的安全。社会安全难以得到保证的国家，对其进行投资的风险十分大，社会环境不安宁，会影响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发展。

东道国对环境的重视程度也会直接关系到投资的风险，因为有些环境政策可能会对投资企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如有些市场准入门槛或者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造成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所以应该将东道国对环境议题的重视程度进行打分，从而判断企业可能受到的由环境保护产生的风险。

社会弹性还包括东道国要素的流动性，要素流动性高代表资源配置的效率较高，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资本或者劳动力等资源不足或者不匹配的情况会减少，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越少，企业在东道国的生产经营活动便会越顺利。同样对资本和人员流动限制打分，分数越高代表流动性越强。

一些东道国对于劳动力的保护规定十分详尽，部分情况下对企业十分不利，如对于劳动力雇佣与解雇的要求，必须符合严格的标准否则不允许解雇劳工，还有对于工作时长的规定，固定的无弹性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日，还包括对于工资的标准，不得低于一定水平，这些规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企业的成本。

在企业与员工博弈过程中，增加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风险，也是我国企业在决策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及选择东道国时考虑的因素之一。

除了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商业管制有时也是限制企业的重要因素，企业在东道国经营产生的行政和官僚成本，和这其中的不确定成分多少，环节步骤程序的繁简和效率，准入和检验过程的效率和时间成本，都是企业可能遇到的风险。

还有国民教育水平，整体的国民素质与文化程度不仅影响到企业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还会影响社会稳定和对于投资者的接纳程度，以及投资者在东道国进行再创新研发的可能性，是影响投资的不可忽视的风险因素。

因此可以将社会弹性指标大体分为内部冲突、环境政策、资本和人员流动的限制、劳动力市场管制、商业管制、教育水平、社会安全，同时需要通过打分对于某些指标进行衡量。

政治风险指标

政治风险是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国家政体的性质、政治的稳定性、政府对国家控制的有效程度等都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定。

对于当地企业来说，政府腐败严重不仅会导致政府的工作效率较低，也会增加寻租成本，提高企业的成本，增加企业与政府部门合作的困难，也会使企业处于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之中，增加企业正常运营的困难和阻碍。所以一个腐败的执政团体会从根源上对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产生影响，东道国政府是否腐败是影响政治风险的重大因素。

部分国家会有比较健全的民主问责，政府对于民众的反馈关注度越高，社会中的风险因素越少，因为民众的意见和想法有顺畅的途径表达给执政者，双方有沟通的能力，因此而起的争端和误解就会降低很多，会增强社会中的稳定因素。

政府有效性也是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者考虑的重要方面，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政府的行政机构和人员的办事效率，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效率能够影响企业的效率和政治成本。

政府能不能及时调整政策解决政策推行过程中的问题，也是政府有效性考虑的方面。政府做决策应该独立于政府面对的政治压力，政府承担政治压力的能力也是考量方面之一。法律制度的完善对于政治风险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法律制度对于履约质量和产权的保护等能够降低企业营运的政治风险。

结语

总的来说，除上述内部因素外，外部冲突对于一国的政治风险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来自外部的政治压力、贸易纠纷、领土问题、经济制裁等，一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冲突和争端的方式和能力，处理问题的态度和看法都会影响外部冲突的严重程度，从而影响投资企业面临的外部政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