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思考:马克思财富理论的内涵主要有哪些?
引言
经济学思考:马克思财富理论的内涵主要有哪些?总的来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财富理论是现代化财富理论形成的根本溯源,现代化财富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财富理论的发展成果,分析并深刻理解马克思财富理论的核心思想对构建现代化财富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马克思财富理论的内涵
关于财富的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到“财富的最初的自然发生的形式,是剩余或过剩的形式,是并非作为使用价值而直接需要的那一部分产品,或者说,是对那些其使用价值不属于最需要范围的产品的占有。”然而马克思将金认为是“社会财富的集成”,金作为财富集成,而金本身并不是财富。
而是金能够在流通中换取一切有用物,金具有可度量价值的基本属性,进而指出“存在于货币形式上的财富,只是由于劳动的客观条件同劳动本身相分离。”并将其定义为“货币财富”。而“货币财富的存在价值”在于作为媒介用于购买劳动的客观条件和活劳动本身。
埃里克·拜因霍克站在新经济思想的视角,指出物联网、数字经济、信息社会和智能未来对传统经济发起了巨大的挑战,成为新一轮财富增长的重要源泉。数字信息财富是智能技术和数字经济演进的时代产物,是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型伴生的财富新形态,表现为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财富、人工智能制造财富、大数据信息财富、云处理和集成系统财富等。
数字信息财富具有使用价值属性,单独存在表现为一般财富生产和积累的基本特征,是知识、信息和网络技术的融合。作为一种新的财富组成,数字信息财富改变了传输、收集、储存的模式,能够按偏好实时调整目标推送,达到精准服务和规模化生产,突破了阶段性资源要素约束。
此外,数字信息财富也能够与实体经济产业相融合、嫁接,为各类别财富生成起到附加和辅助作用,从而高生产、运行、管理、监督、服务等流程应用的高效率和高标准。其六,社会财富的精神形式。马克思进一步肯定了精神财富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生产劳动包括一切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物质财富满足之后,“需要高到能享受精神财富的水平”。
精神财富形式,虽不能直接转化为经济形态的财富,但是精神财富的积累,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加成和促进效果。一方面,精神财富对于劳动力意识形态及其自我激励具有重要影响,并且能够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尤其是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生产高质量产品,需要“诚信”、“吃苦耐劳”、“团结与协作”等精神激励。
科研进步与发明创造的实现,需要“百折不挠”、“艰苦奋斗”,“持之以恒”等精神生产力的构建。精神生产力是建立在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上,与劳动本体进行功能性合并,对于劳动行为、劳动生产起到了加成和增效的综合效果,并且是高质量、高效率、高科技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和意识支撑。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经历了百年的光辉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党和人民在伟大奋斗历史进程中,共同创造的历史经验、实践经验和丰富思想,凝聚了党和人民的智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的获得,历经千辛万苦,来源于改革实践和伟大探索,并且在不断发展和持续创新。
精神财富的积累,为中华民族繁荣复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指明方向,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道路供了坚定的自信和不竭的精神动力支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具有全新的内涵,我们更加倾向于探索全新财富理论构成与新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果关系及映射机制。
在现有研究中,经济学者普遍达成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理性共识,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徘徊中,财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和效果被忽视。尤其是中国在经历了多重转型和几轮改革之后,将历史发展规律与实践探索的宝贵经验充分融合,出了由数量增长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伟大论断。
创新驱动虽然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和内生机制,却不再能够完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面实现。在历史向度、理论向度及实践向度的演进中,财富驱动在百年历史潮变中回归,成为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具体来看,财富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建立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时代中国要素驱动陷入制约困境,进而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财富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要素驱动下,实现了增长的奇迹。自新时代以来,中国资源要素、劳动力数量具有显著约束,已不足以支撑转型期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发展的新形势。
至此,党中央出创新驱动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和新引擎,这毋庸置疑是基于理论与实践的伟大的新探索,创新驱动也顺势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多维概念,需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三大变革,以促进经济、生态、社会的协同发展。因此,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需要建立在创新驱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到财富驱动的价值之上。
财富驱动与创新驱动并不是矛盾冲突的背离关系,财富驱动是在在创新驱动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层次演化以及横向拓展,以创新驱动的视角展开,认同创新驱动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并当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国家具有充沛的财富禀赋积累和财富价值基础之后,财富驱动为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全面发展,应运而生的新模式构建。
第二,新时代中国具备了较为充沛的经济财富积累,是财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与基础。“十四五”时期以来,中国已经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中国财富积累更是取得显著的成绩,近年来,中国GDP也稳居世界第二。与此同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转变,这充分说明,新时代中国人民早已不再局限于吃饱穿暖的需要,而是转向对美好生活、高质量生活的需要。
现阶段的财富积累和财富价值具有支撑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的基础条件。在财富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构建中,阶段性要素也发生根本性转变,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变,能源要素向新能源、清洁能源转型,社会财富积累向分配公平匹配等,这些都成为了财富驱动机理展开的现实前。
因此,财富驱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当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已成为生产的内在形态,在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下,财富理论顺延历史发展规律和承接理论实践经验,从而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源。
第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导向为财富理论框架的构建供目标依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历史继承和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中,基于新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新特征,结合经济发展的演进规律。
对经济发展的目标演进、发展方式转型的重新诠释,为重启经济发展新动能作出的重大判断。一方面,从经济数量增长阶段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不是一蹴而就的,遵循于市场经济逻辑。同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自主演进行为和与传统经济增长路径依赖的碰撞与博弈,会对目标达成产生特定影响。
另一方面,通过充分厘清新时代财富理论的内涵和外延,认为新时代财富理论内生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又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是值得探讨的是,财富价值是如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其内在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机理是如何发生的,财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否存在相关定式,财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特定行为还是普达范式,需要进一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