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与顾顺章一起到的汉口,感到事情不妙后提前回到上海
原标题:董健吾与顾顺章一起到的汉口,感到事情不妙后提前回到上海
1970年,国外著名记者斯诺访华。在中南海,斯诺向伟大领袖提出,想见一位老朋友王牧师。毛主席一愣,“王牧师”。毛主席想起了毛岸英曾经写过的一封信,原来这位王牧师就是董健吾。
董健吾,1890年出生于上海青浦县董家大院,是名门望族子弟。董健吾的曾祖母信奉基督教,受她的影响,董家人先后入教。
董健吾聪慧好学,中学毕业后考入国外基督教会在上海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专攻神学,与宋子文、顾维钧等人是同班同学。他兴趣广泛,英语很棒,并对古董古玩有一定研究,是位多才多艺的优秀青年。
董健吾
董健吾社会交往广泛,在上海求学期间,就与上海帮会有很深的交往,曾加入过上海青帮,与蒋介石、杜月笙都有来往,从上海警察局,到租借巡捕房均有结交。这样的人生经历和背景,让董健吾具备了做一名优秀特工的潜质。
离开圣约翰大学后,经同学浦化人推荐,董健吾在西安认识了冯玉祥,并受聘到冯的部队中做随军牧师,不久任集团军秘书处处长,兼冯本人的英文秘书。1928年,董健吾在河南开封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传教布道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董健吾在冯玉祥军队中的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遭到了国民党党内通缉,于1929年秘密回到上海。
冯玉祥
在上海,董健吾表面上是圣彼得教堂的牧师,实际上却秘密加入了中共中央特科,在陈赓的领导下工作。他以牧师的身份为掩护,在上海党组织和宋庆龄的大力资助下,在上海戈登路开办了一家幼稚院,任务是秘密收养失散流落到江西、浙江和上海等地的革命者的子女。董健吾担任幼稚园园长,为免遭国民党特务的骚扰,他请宋庆龄题写“大同幼稚园”牌匾。
在办幼稚园期间,董健吾先后收养了澎湃的儿子澎小湃,李立三的女儿李力和李竞,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蔡和森的女儿、杨殷的儿子等等,李立三和恽代英的夫人均在该园担任过保育员。
陈赓
1931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被送到了董健吾的幼稚园抚养。在这里,董健吾给这些革命的后代无微不至的关怀。直到1934年,国民党特务发现了幼稚园的秘密,准备对幼稚园下手,董健吾才解散了幼稚园,将革命子弟疏散到其他地方。
毛岸英兄弟留在董健吾家中,由他自己直接抚养。1936年,董健吾通过张学良的帮助,将毛岸英兄弟送往苏联。但毛岸英一直记得在上海的这段日子。新中国成立后,毛岸英打听到董健吾的消息后,立即给他写了一封无限深情的信……
毛岸英
在办幼稚园的同时,董健吾积极参与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他在上海霞飞路崇山路口开了一家“松柏斋古玩店”,由他当店老板,作为特科的一处地下联络站。
1931年5月,董健吾陪同顾顺章一起前往汉口,护送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张琴秋一行前往鄂豫皖。完成任务后,顾顺章坚持要在汉口逗留些日子。董健吾坚持要回去,顾顺章没办法,勉强买好两张船票,约定好时间地点,准备回上海。
董健吾手持船票,在码头上焦急地等待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可连顾顺章的人影也没看到。约定的时间到了,顾还没有来,凭着一名特工的直觉,董健吾判断事情一定会有变化。经过慎重考虑,董健吾立即退掉船票,改乘另一艘轮船提前离开了汉口。
董健吾的直觉是对的。顾顺章一来到繁华的汉口就到处玩耍,居然以“化广奇”的招牌,在汉口剧场公开表演魔术,被叛徒认出后被捕,旋即叛变。
返回上海后,董健吾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了汉口的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周恩来根据董健吾汇报的情况,决定党中央机关立即转移。在党中央转移的过程中,我党特工人员钱壮飞才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告诉上海的党组织。董健吾以一名优秀特工的直觉,为党组织的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从而摆脱了国民党的一次大搜捕。
此时,周恩来为董健吾捏了一把汗,要不是他改变了行程,恐怕再也回不了上海。因为,国民党特务已经根据顾顺章提供的消息,封控了他乘坐的那一班客轮。
宋庆龄
1932年,根据组织委派,董健吾担任党组织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的私人联系工作。顾顺章叛变后的上海风声鹤唳,为安全期间,董健吾安排自己的三女儿董惠芳担任机要交通员,负责自己与宋庆龄之间的秘密联络。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年底,宋子文受蒋介石委托,前往上海与宋庆龄商量与中国共产党再行联系事宜。董健吾与宋子文是老同学,又和宋庆龄来往密切,自然成了前往陕北与中共中央联络的最佳人选。
宋子文
巧合的是,正在这个时候,国外记者斯诺从北平来到上海,找到宋庆龄,让她帮助联络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的事宜。宋庆龄与董健吾商量后,让他携带用火漆封印的密信,经西安转到陕北,当面把信交给伟大领袖、周恩来。同时,向中共中央提出国外记者斯诺想去苏区采访的请求。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密信,这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密信。当时,国共双方还未停战,接触联络尚处于秘密状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高度保密。
董健吾知道这封信的分量,让夫人将信缝在自己的贴心背心里,化名周继吾,以国民政府财政部调查员的身份,与内侄黄杏南一起踏上了征程。
张学良
时值隆冬,西北大地风雪交加。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董健吾顺利来到瓦窑堡,接通了国共两党之间中断的关系,对日后双方酝酿合作抗日具有重大意义。
返回上海后不久,董健吾再次按照宋庆龄的安排,前往西安与国外记者斯诺会合。因为董健吾并不认识斯诺,宋庆龄制作了一张英文名片,盖上骑缝章,一剪两半,两人各拿半张,在西安的一家旅社见面。
几天后,董健吾在西安的一家旅社里找到了国外记者斯诺。他自称王牧师,两人对上接头暗号后,一起前往陕北苏区。两人在一起才几天时间,但董健吾流利的英语,渊博的学识,给斯诺留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斯诺
1970年,已经65岁的斯诺再次访问中国。他心里一直记得董健吾这位曾经帮助过他的老朋友。此时的董健吾正身处逆境,正是斯诺在毛主席面前不经意地提起这位曾经的“王牧师”,才改变了他凄惨的遭遇。
当时,董健吾正躺在病床上。他告诉子女:“知我罪我,自有公理”。不久,董健吾在上海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