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制定是听专家的还是听人民的?专家说错了,人们就会“叛逆”
经历了三年疫情,给人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三年的抗疫历程,感慨良多。起初,人们对新冠病毒不了解,迫切需要专家做“科普”,做指导,积极应对;后来,因为专家的话也不准确,甚至与所经历的现实南辕北辙,人们又对专家质疑,甚至有人大骂专家,把专家从捧上的神坛再拉下来。其实平心而论,专家也是人,不是可以掐指一算的神仙,也不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的诸葛亮那样的人才,对他们要求太高,失望也就越大。
三年过去了,疫情虽未结束,但已从“乙类甲管”修正为“乙类乙管”,人们对待疫情的态度,近乎“躺平”。我看到集市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大半都摘了口罩,对疫情“听天由命”了。专家一次次的警告,还会有第二波疫情啦,美国的XBB和日本的“地狱犬”变异毒株如何如何厉害啦,人们都当了耳旁风。至于官方公布的疫情感染数字和死亡数字,不只外国人嘲讽,就连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把它当成了笑话。
新冠疫情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宣布结束了,剩下的,是自己用肉身对病毒的生死抵抗。有病就去看病,反正这种病也没有特效药,战胜病毒最大的武器,是自己的免疫力。专家说这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如果免疫力足够强大,是可以自行痊愈的。但如果免疫力不够强大,就有生命终结的可能。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听起来好听,但心情好沉重,有一种以前被保护,现在被抛弃的感觉。感觉三年下来,专家的声誉受到了打击,政府的公信力也受到了伤害。
不是吗?现在人们不太听专家的了,因为甲专家和乙专家说的话不同,不知道听谁的;同一个专家说的话也是前后矛盾,常常自我打脸,让人难以置信;而一些著名的媒体人,比如胡锡进,说话圆滑到了只有明天的胡锡进能打败今天的胡锡进的地步,让人们无从参考,无所适从。公信力受到伤害的还有某些政府部门,比如卫健委每天公布的疫情数字,与生活中我们感受到的悲怆现实形成鲜明对比;还有从严格封控到骤然放开产生的心理落差,都让人们对政府的决策产生质疑。一些政策的出台,是专家参谋后深思熟虑的结果,还是行政官员拍脑袋武断做出的决定?这挡不住人们事后进行反思。
我在想,一些政策的制定,到底是听专家的还是听人民的?“专家治国”到底对不对?面对一些重大的公共事件,比如这次新冠疫情,关乎到亿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人民群众做主角,而不是个别人拍板做决策。有关部门组织召开民主恳谈会、民情沟通会和民主听证会行不行?把“民主听证会”作为一项固有的制度行不行?民主的好处在于,少数服从多数。即便政策出现偏差,也是大多数人的意思,怪不得谁。我就曾经对我村发牢骚的乡亲说,村干部是你们一票一票选出来的,现在埋怨村干部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早干什么去了?
专家和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伤害的后果是严重的,如果人们不把你的话当回事,那就容易使社会管理陷入无政府状态,令不行禁不止。比如说不让人们抢购药,人们偏偏逆着来;不让人们摘口罩,人们偏偏逆着来;不让人们放爆竹,人们偏偏逆着来,等等等等。拿是否允许燃放烟花爆竹来说,马上就到春节了,有的地方顺从民意,允许人们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燃放烟花爆竹;有的地方继续以往的做法,仍然严格限制烟花爆竹的燃放,但部分群众就像青春叛逆期的孩子,早已偷偷购买了烟花爆竹,宁可冒着挨罚的风险也要在除夕和初一燃放了。所谓法不责众,违法的人多了,执法人员也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年年岁岁都这样过。中国并不缺乏法律条文,但某些条文形同虚设,执行力相当差,为什么?这与法律条文与公序良俗不同有关,也与执法机构不能做到令行禁止有关。
有人说,民主不是最好,但是是最不坏的一种制度。我认为这话是对的。尤其在事关每个人利益的公共决策上,比如这次新冠疫情,我认为参考专家意见采取“民主决策”至关重要,这应该形成一种制度,避免某些专家和领导拍脑袋指挥错了。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认为民主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种制度”,他指的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有憋端的,那就是金钱至上,很容易让资本左右了“民主”的决策。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资本对民主的腐蚀,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之路。至于如何让社会主义民主之路走得顺畅,在于我们每个人。因为民主不是恩赐来的,而是我们每个人激发自己的“民主意识”争取来的。